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3号



　　《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淄博市土地监察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年6月28日通过,并经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8月2日




淄博市林木保护管理规定


1999年12月1日淄博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9年12月16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9年12月16日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根据2004年6月23日淄博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04年7月30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的《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淄博市水土保持若干规定>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6月28日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经2012年8月1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淄博市土地监察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林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林木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等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城市规划区内城区林木的保护管理，按照《淄博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林木是指乔木、灌木和藤本植物。
　　第四条　市、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林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林业工作机构，在委托范围内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需要制定林业发展规划。
　　城镇建设、村庄改造、道路修建、河流治理时，建设、交通、水利、林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规划出相应的绿化用地，并组织植树造林。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林木的义务，对破坏林木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林木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区、县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林权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第八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生态防护林地和其他必须实行封山育林的区域，划定封山育林区，发布封山育林公告，设立明显的标志牌。标志牌应当标明封山育林区的界限、封育时间、管护规定等。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把林木保护列入村规民约。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国有林场应当划定护林责任区，安排专职护林员护林。护林员的报酬，由市、区（县）、乡（镇）、村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解决，其中国有生态公益林护林员的报酬，按照隶属关系，分别由市、区（县）人民政府解决。
　　第十条　禁止下列危害林木林地的行为：
　　（一）在林地内开垦种植农作物；
　　（二）在林地内建造坟墓；
　　（三）在封山育林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防护林地、未成林造林地和幼林地内放牧；
　　（四）在林地及其边缘地带烧荒、烧纸、吸烟、野炊等野外用火和其他可能引起火灾的活动；
　　（五）在树下堆放或者焚烧作物秸秆、杂草等可燃物；
　　（六）乱砍、乱折树木；
　　（七）在林地或者树下堆放垃圾；
　　（八）其他危害林木的行为。
　　本规定实施之前林地内已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予以保留外，应当按照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要求逐步迁出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一条　从事农田作业等活动应当保护林网、林带和路边的树木。
　　第十二条　采伐林木必须依法申请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更新造林，并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因故不能更新造林或者更新造林不合格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更新造林，更新造林费用由采伐者支付。
　　第十三条　禁止采伐珍贵树木和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自然保护区的树木。
　　下列林木只准进行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
　　（一）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护路林、护岸林、农田林网、林带等防护林；
　　（二）森林公园内的林木；
　　（三）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实验林、种子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
　　第十四条　禁止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
　　收购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查验销售方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林木合法来源的有效证件。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林业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第十六条　勘探、开采矿藏和各项工程建设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应当经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埋设地下管道、电缆以及工程建设确需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经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临时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在林地内采石、挖沙、取土的，必须经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八条　占用、征用林地，在林地内采石、挖沙等活动的，由用地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单位和个人，在接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缴款通知后，必须在十五日内缴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项规定，擅自在林地内开垦种植农作物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项规定，擅自在林地内建造坟墓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迁出；逾期不迁出的，依法予以处理；毁坏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放牧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并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在事后证据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可以将乱牧的牛羊先行登记存养，但必须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尚未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六）项、第（八）项、第十一条规定，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七）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垃圾；逾期不清除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清除，清理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按照垃圾占地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未取得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按照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采伐林木后，拒不按照规定更新造林的，除承担更新造林费用外，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相当于更新造林费用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的，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林木或者销售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林木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林地内采石、挖沙、取土造成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被责令补种树木的，应当按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数量、树种和指定的地点补种，并确保成活。因故不能补种、拒不补种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九条　拒绝、阻碍林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中涉及的林木价值，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各类苗木、薪炭林木、胸径二十厘米以上的用材林木，按照市场价格计算；
　　（二）防护林木、特种用途林木、胸径二十厘米以下的用材林木、进入盛果期以前的经济林木，按照苗木费、整地费、造林费、管护费等有关费用之和计算；
　　（三）进入盛果期的经济林木，按照该经济林木毁坏前或者同类经济林木三至五年的产值之和计算；
　　（四）珍贵树木以及其他具有特殊价值的林木，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评估。
　　林木价值的计算结果、评估结果，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关 键 词】 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最终价值 媒体审判与“官媒” 有偿新闻与“封口费” “专家断案”
【内容摘要】新闻媒体与司法的最终价值都是追求社会公平，但新闻讲自由，司法讲独立，二者存在冲突，“媒体审判”是不正当的媒体监督。合理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十分重要。要保证新闻媒体的相对独立，通过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制度，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培养等措施，实现二者之间的合理构建。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总是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与司法体制的强烈撞击而引起剧烈的争论。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我国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关注和要求，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司法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舆论的焦点。另一方面，我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事业迅猛发展，自身活力迅速增强，新闻舆论在监督社会政治生活和传播大众生活的作用日益显现，成为社会公众了解司法活动的重要渠道。 同时，各级司法机关也在加大建立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工作机制，１９９８年４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具体举措，允许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推出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标志着司法公开透明度发生了标志性的转折。随着一些重大、有影响的案件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敞开，媒体监督也成为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一些被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案件的妥善、合法处理，也都是通过参考新闻媒体的反映充分考虑了公众的意见、建议。例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许霆盗窃案最终由无期徒刑改判五年有期徒刑，就是新闻媒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闻媒体的推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审判机关认真地对待这个案件引发的关注和这个案件的复杂性，使许霆盗窃案终于改判。这种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权力被有的学者称为“媒体监督”或者“第四种权力”，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也日益显得复杂化。
下面，笔者谈谈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两者关系的四个方面问题：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媒体一词是英文medium的中文翻译，具有“媒体”、“工具”之意，作为专有名词，它最早用于传播学领域，特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工具，又称“传媒”即“传播媒介”。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功能主要是宣传、引导、监督等功能。
所谓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我国，新闻自由虽未见诸于宪法性文件，但它以表达自由为根据，并且应该是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而媒体监督是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发生作用的客观结果。
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的相互关系涉及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价值：新闻自由与公平公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媒体监督与独立司法。新闻采访讲自由，法庭审案讲秩序；新闻报道讲时效，司法诉讼讲程序；新闻评论讲有感而发，司法官裁判重理性分析；新闻报道要对事实进行筛选，司法裁判依据事实必须全面；新闻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司法裁判追求平息纷争等。“自由”与“独立”，这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活动的最大区别。而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而这都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都致力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促进社会公平。因此，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冲突和过分亲合的一面，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也没有绝对的司法独立，平衡二者的关系是不断调整的过程。根据我国宪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行使司法权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公正是司法人员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司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所在，是法官、检察官必然的价值追求。
司法行为与媒体监督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但在实现共同最终价值的程序和手段上有很大区别：司法行为通过依靠公众共同遵守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新闻媒体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行为与新闻媒体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新闻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因此，媒体与司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均不可或缺。
二、媒体监督司法的必要性
很显然，新闻媒体对司法部门的个案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公正行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不公和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行为,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司法需要传媒介入，才能保证公开、公正，因而，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从制度设计考虑，媒体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权者进行权权交易，就会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人民只能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还需要依赖另一种监督模式，即广泛的、公开的社会舆论监督，借此寻找一种终极控制权。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特别具有阳光的特点和功效，在任何社会，对任何权力和龌龊，都能起到监督作用，能够有效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当然也能防止司法权力滥用。
其次，接受媒体监督是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的应有之义。作为司法制度和检察改革的核心内容，司法活动当然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司法活动中，法官、检察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判断和裁决的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依法得到保护，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同时，公允的媒体报道必将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再次，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极有可能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
由此可见，就对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介入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三、“媒体审判”是媒体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
所谓“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有关司法活动消息、评论司法活动是非时，对任何司法裁决前或裁决中的任何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某种特定司法裁定，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司法裁判，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既然媒体监督也是一种在道德和舆论层面上的“审判”行为，而新闻媒体的代表着某种较高权威的令受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因此，媒体监督也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种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媒体监督变成“媒体审判”。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的。
“媒体审判”产生的根源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新闻传媒监督司法行为具有明显导向性。
在我国，新闻媒体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属于“官媒”性质。“官媒”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因此，这种官方与半官方性赋予了媒体以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在必须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同时，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功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对于某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过具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后，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其实质是由于新闻媒体报道后得到权威的重视才实现的，是政治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一种不正当干预，媒体在政治权利、司法权力之间真正成为一种“媒介”的作用。
二是新闻传媒与司法机关具有明显的亲和性。
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鉴于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既有的共同追求目标价值，也是同时隶属于一级组织的不同部门，因此，媒体与司法是“一家人”，具有明显的亲和性。目前，一些新闻传媒热衷于为司法部门开辟专栏、专版，主动为司法部门采写宣传稿件或采编宣传节目，新闻媒体与司法部门这种“亲合性”表现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宣传法律、树立司法形象、营造法制环境。但由于双方都不同程度违背了各自“天然性的”职业守则，从而可能出现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都不能实现各自目标的状况，新闻媒体可能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对司法机关提供的稿件和新闻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不加审核，有时为了突出宣传力度，甚至还帮助司法机关弄虚作假，无限拔高，助长了一些司法部门急功近利的浮夸风。这时的新闻媒体实际在也变相充当了司法部门的“喉舌”，新闻媒体不再自由，司法行为不再公正，这就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缺失。媒体的推波助澜导致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盛行，使得司法部门不得不屈从权势，而司法部门的这种妥协势必造成社会公众的不满，从而使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媒体监督的均势被打破。
三是新闻媒体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具有功利性。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在吸引公众“眼球”上会大作文章，个别法制观念淡薄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则“哗众取宠”地进行歪曲报道，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况且能够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问题，如果过分的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极可能会造成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四是新闻的“无限自由”与司法的“绝对理性”的冲突。
由于新闻是“自由”的和“无限”的，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它的触角可能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而由于司法人员判断案件必须绝对理性，不应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应是冷静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新闻媒体传播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事实即使是客观的，都可能对司法人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更何况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媒体所具有的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的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
四、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合理构建
由于我国的新闻媒体与司法活动的关系尚处在一个较为无序的状况下，为削除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从而实现司法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使之达到良性互动与合理构建，形成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主导性关系，逐步探索和建立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新闻媒体正当采访权的合理界限。
为此，笔者提出构建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合理构建的以下措施：
（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拓展媒体监督司法的行为空间。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舆论的承载工具，它代表的应是社会公众的观点与价值观，是相对独立的，不应成为任何其他权力的附属品。在我国，新闻媒体既要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又要担负着舆论监督的使命。目前，应逐步放开对后一使命的种种限制，扩大新闻媒体的行为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使新闻媒体有多元体系。要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探索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办媒体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大力发展广播电视、网络传媒等多种传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一切腐败现象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而是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二）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制度。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尚未健全，在法律管理体制、法律意识方面海存在许多问题，司法过程过于封闭，司法人员特权思想还根深蒂固，司法专横现象导致了对传媒权益的漠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新闻传媒的信息源，限制了新闻传媒对司法领域的渗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机构往往还特别排斥新闻传媒的合法介入，以技术化、非法定的理由拒绝新闻传媒对司法过程具体状况的了解。
因此，应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并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扩大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层面，规定凡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而不受任何限制。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复杂判决，要向媒体提供简要的说明，解释必要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规范语言，引导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工作中，尊重有关法律法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尊重司法事实，尊重司法程序和诉讼规则；或者给予其他帮助，为新闻记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采访报道创造便利条件。
二是司法机关通过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与新闻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各级司法机关的的新闻发布机构和新闻发言人要尊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权益，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新闻单位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提供宣传报道线索。
三是修改有关档案、保密管理规定，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件均应允许各级新闻媒体机构查阅，不得以任何保密借口加以拒绝。
四是建立判决理由说明制度，对于重要证据的采信、判决事项的内容均应在判决书上公开列明，并允许新闻媒体提出质疑发表意见。
五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涉及国企改革、农民工工资、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等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案件，司法机关应给予新闻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新闻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以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对于突发性事件，新闻发言人应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新闻发布出去，以抢占先机，把握主动，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权。
（三）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培养。
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同时还应该提高记者等媒体人员的法律素质，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重大误解。经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或者说高素质的记者群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保证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限制或追究，给媒体监督营造宽松的言论环境。强化职业道德要求，加强管理，廉洁自律，杜绝对司法机关提供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封口费”，尤其要防止媒体成为司法机关自我宣传的“扩音器”。
（四）对新闻自由权作出一定限制。
新闻自由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滥用，超过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因此，对媒体监督这把“双刃剑”应当给其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使之在这个限度内发挥作用。具体地讲，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规范媒体行为，以防止新闻自由权利的滥用：
一是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
二是传媒对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实质。应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媒体报道应注意给各方当事人同样的机会与条件，同样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颇。对于司法裁决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可先在内部进行商讨，待达成共识后于适当的情形予以发表。
三是不得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歪曲报道。否则，依法追究直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四是传媒监督应尽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公民有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即使有些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犯他人权利，传媒也不能非法干预公民的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