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制时期的劳动关系问题研究

姚岚秋 李凌云


党的十六大以后，“国退民进”的浪潮风起云涌，各地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方式放开搞活，真正走向了市场；许多国有大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或引入外部投资成为股份制企业，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其他所有制企业也不甘寂寞，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改制问题层出不穷。毋庸置疑，改革是必需的，也是有成效的，但在改革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企业改制后产权关系、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都要发生变化，这势必造成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涉及员工的劳动关系、工资保险等诸多切身利益，因此，改制过程是企业劳动关系最不稳定的时期，也是劳资纠纷的一个集中爆发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能否适当地处理员工的劳动关系是企业改制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改制的内涵和外延界定
企业改制就其实质而言，是运营机制的转变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对于改制这一概念，现行法律并未作明确的界定，理论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观点就认为，“改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只是一个统称、俗称，凡是企业改成和原来不一样的情况都可以称为改制。因此，改制有多种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实践部门，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改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计发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四条的规定，改制也就是“因用人单位的合并、兼并、合资、单位改变性质、法人改变名称等原因而改变工作单位……。” 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则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三）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四）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 （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六）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七）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
总之，从法律上看，企业改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1）用人单位分立、合并，如公司兼并、国有企业主辅分离等。（2）用人单位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如原国有企业转为公司制企业（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与外商合资等。（3）用人单位改变企业组织形式的，如原国有企业转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转为股份有限公司；（4）用人单位转变经营机制，如国有企业的承包或租赁、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经营等。
二、当前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几种基本模式
（一）分立合并的基本模式：劳动关系承继
对于企业分立合并时劳动关系如何处理，《劳动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但是上海市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地方法规和司法解释都要求改制后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原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的，劳动合同由合并、分立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经劳动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它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上述规定包含四层意思：（1）原用人单位分立、合并的，职工与原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2）职工的原劳动合同由分立、合并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合同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义务由分立、合并后的用人单位履行。（3）原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也可以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协商不一致的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4）原用人单位与职工有约定的依照约定处理。
（二）公司制改造的基本模式：劳动关系承继
公司制改造时处理劳动关系的原则与分立合并一样，只不过我们能找到的依据只有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8]34号）：在企业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后，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化的，应当由变化后的用工主体继续与职工履行原劳动合同。由于企业改制导致原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企业与职工应当依法变更劳动合同。
（三）主辅分离的基本模式：区别对待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中，对企业分立后进入改制企业的职工的劳动关系，分不同的情况规定了劳动关系承继和劳动关系切断两种处理办法：
对分流进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要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个人所得经济补偿金，可在自愿的基础上转为改制企业的等价股权或债权；对分流进入改制为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和改制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与其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主体企业变更为改制企业，企业改制前后职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四）承包租赁经营的基本模式：劳动关系承继
企业被承包租赁经营，承包者应当承继原企业对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这是中央和地方的相关法规一致传达的精神。如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规定：租赁经营（生产）、承包经营（生产）的企业，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法人名称未变，在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时，该企业仍为用人单位一方。依据租赁合同或承包合同，租赁人、承包人如果作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时可代表该企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意见》第十九条也指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的，不论是否再转包、转租，如果与劳动者发生争议，应确定该单位为用人单位，承包或租赁经营方也应列为当事人。
根据上述规定，在实践中，因企业承包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有两种情况：1、劳动者与发包方有劳动合同关系，与承包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与承包方和发包方一方或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发包方作为劳动合同的相对人，当然为劳动争议的当事人，而承包方虽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但其作为实际用工主体和受益人也应列为案件的当事人。2、劳动者与发包方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与承包方单独重新订立劳动合同。这种场合下，因劳动者与发包方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此时发生的劳动争议，承包方与劳动者为当事人，发包方不再列为当事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内容，不包括劳动者与发包方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与承包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三、当前改制处理劳动关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改制深化国企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促进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市场主体规范运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我们也摸索出了一系列改制的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毋庸质疑，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我们对劳动关系的处理还很不成熟，从理论到实践，从政策依据到操作方法都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规政策不完善
关于改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缺位、错位现象屡见不鲜。
缺位是指高位阶的劳动法律法规中缺少对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统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就对对企业改制时的法律适用情况只字未提，国务院出台的各项行政法规中也鲜见关于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规定。
错位是指大量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如部门或地方规章、地方法规、司法解释关于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规定政出多门、互不协调，往往彼此冲突，让人无所适从。举一例为证。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原主体企业分流到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人员劳动关系的处理，原国家经贸委牵头国家七部、委、局及全国总工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规定，“对分流进入改制为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和改制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与其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主体企业变更为改制企业，企业改制前后职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可以看出，原国家经贸委的意见是，对于主辅分离后仍然进入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裕人员，其与原主体企业的劳动关系并不解除，而是由改制后的企业继承原主体企业的权利义务，即通常所说的“承继模式”。但几个月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为贯彻上述文件而制定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 》（劳社部发〔2003〕21号）对于同一情况却规定，“对分流到国有法人绝对控股改制企业的职工，应当采取原主体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改制企业签订新劳动合同的方式变更劳动合同，由改制企业继续与职工履行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 显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于主辅分离后仍然进入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裕人员劳动关系的处理，采取了与原国家经贸委截然相反的态度，要求其先与原主体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然后再与改制后的企业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即 “断一建一”模式。虽然这一文件也要求改制企业继续继承原主体企业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但劳动关系的“一断一建”，必然会产生支付经济补偿、本单位工作年限中断等与“承继模式”迥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对于同一个法律问题竟然出现如此不统一的规定和解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法治的悲哀。
（二）思想认识不统一
法规政策缺位和错位的后果就是实践中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参照，从而导致不同的企业乃至主管部门在改制处理劳动关系时遵循的指导思想五花八门。
改制实际上就是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作为企业的内部资源之一，劳动关系的平衡也必将被打破，这意味着在企业改制前后原劳动关系往往要切断，新的劳动关系将要建立，这也是绝大多数企业改制时的做法。然而，就是在如何切断原劳动关系的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就笔者掌握的情况看，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解。
第一种观点主张企业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6条第三款：“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改制使企业资产、组织机构或经营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客观情况的变化足以导致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因此如果企业与劳动者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的话，企业可以以提前三十天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这也是目前所谓“主流”的观点。梳理有关的法规政策，可以发现劳动部的几项规章是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出台的，如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二十六条在解释前述引用的《劳动法》第二十六条时称：“本条中的‘客观情况’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第二十七条所列的客观情况。”《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8]34号）也规定：在企业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与职工经协商确实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按照《劳动法》第二十六条（三）项的规定办理。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改制时企业要想解除劳动关系应当首先履行协商一致的程序，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4条：“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他们认为，《劳动法》二十六条是具有严格限制性解释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并不必然导致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只有在客观情况的变化足以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经协商不能变更的情况下才能解除。但在实践中大多数企业改制不足以 “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因此，实际上改制中可能适用《劳动法》二十六条解除劳动合同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要解除劳动关系，还是要经双方协商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法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如《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37条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分立或合并后，分立或合并后的用人单位可依据其实际情况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者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变更、解除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再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4条规定：”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的，劳动合同由合并、分立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另又约定的，从其约定。”
窥其一斑，以上的分歧反映出人们对“改制如何处理劳动关系”这一课题认识的混乱，对企业到底应该实行何种改制模式存在不同看法。
（三）操作方法不规范
法规政策不完善，思想认识又不统一，必然引发实践操作的混乱。
如在劳动关系的处理上，有的地方和企业采取全部解除原劳动合同，再根据实际情况订立新合同的“一刀切”的方法；有的则采取全部由新企业承接下来，再根据实际情况作逐一调整的模式；还有的区别对待，对部分职工变更原劳动合同，对其余职工则一次性解除全部推向社会。即使采用变更合同的方式，有的企业也出现了以改制为由，不经协商就随意变更员工合同的情况；或者在变更时采用各种手段，逼迫员工接受劳动合同变更。这些违反《劳动法》规定、侵害员工劳动权益的做法，往往会因为涉及较多的同类人员，而引发集体劳动争议。
再如，解除合同后支付给职工的经济补偿，各地各企业的支付标准也是五花八门。在工资标准上，有的按解除劳动关系前的12个月平均工资为标准，有的以社会平均工资为标准，有的干脆给个绝对数，每人一千或二千元。在补偿数量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差距。有的“最多不超过12个月的工资”；有的为月平均工资乘以累积工龄，不封顶；还有的按企业净资产人均占有情况，分档次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然后由有关部门把关，职工符合哪档按哪档发。
如此不协调、不规范的情况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实践中经常出现同样的案件，得出不同结果的尴尬，这无疑是对法治权威和公平正义的最大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信息畅通的现代社会，改制处理劳动关系方式和结果的巨大悬殊，必然引起各类“转换身份” 职工和企业的争议，带来职工在企业改制、产业调整、分流减员中的心理失衡。企业改制的目的是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生产力的提高，但前提必须是保证社会稳定；如果改制中的操作不协调、不规范，必将引发社会动荡，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害无益。因此，寻求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模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规范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处理工作的建议
（一）统一立法
法律法规是处理改制企业职工劳动关系的准绳。有关改制的法律法规存在着的缺位、错位现象直接导致了改制的依据层次低、水平低的弊端，更难以避免相互冲突、互不协调的不合理的局面。因此，要规范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处理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的继受、变更、解除、续签或重签作出明确而合理的法律规定。要提高相关立法的层次，变多头立法为统一立法，变部门立法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增强法律的权威性。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修改现行的《劳动法》，增加有关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另行制定《劳动合同法》，在其中的劳动合同变更和解除章节中列入改制的情形；作为过渡措施，还可以由国务院颁布类似的《劳动合同条例》，统一规范包括改制在内的劳动合同订立、变更、终止及解除的情形。总之，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统一、相互矛盾的现状应当得到改变。
（二）统一认识
由于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对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模式仍然存在着争议，因此在统一立法前应当对争议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以统一认识。如前所述，最主要的争论在于企业能否在改制时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企业不能这样操作，而应当通过与劳动者协商达到变更或解除劳动关系的目的。理由有二：
第一、改制所导致的情势变更往往不足以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因此不能适用《劳动法》第26条由企业单方解除合同。我们知道，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 可见，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是构成劳动关系的两大要素，只有这两大要素发生了变化，才会导致劳动关系的变动。对于《劳动法》第26条的立法本意来说，其所称的能够造成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显然是指构成劳动关系的生产资料的重大变化。比如生产资料存在的空间和形式的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场所远距离迁移），或者是生产资料的物质更替（企业转产等），导致劳动者客观上难以提供劳动或者劳动者原来的工作岗位消失，进而影响到劳动过程的继续进行。这种“变化”的发生，才会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如果变更履行无法达成，法律规定该劳动关系可以单方解除。反之，即使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收益有所不同，但只要具体的生产资料没有改变，劳动关系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显而易见，大多数企业的改制并不符合上述的要求。因此，并不是企业任何形式的变动都可以拿来充当“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令箭。
第二，如果允许改制的情形适用《劳动法》第26条，容易引发企业的道德风险。由于企业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悬殊的强弱对比状态，改制的主动权又掌握的企业的手中，假如授予企业上述特权，那么很容易被企业利用来当作一把随意裁员以逃避法定责任的利器。即企业可以动辄以“改制”、“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口实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这种在现实中已经频频发生的现象显然有违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本意，更不会被现代法治国家所容忍。反之亦然，如果允许改制的情形适用《劳动法》第26条，有可能出现有的职工借单位改制之机主动要求单位解除原劳动合同，以此达到获得经济补偿的目的。所以，将“改制”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中排除，同样可以避免这一道德风险的发生。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改制时劳动关系的变动应当采取双方协商一致的方式，那么协商的过程又如何规范呢？笔者以为，双方协商有以下四种可能：（一）协商变更主体，达成一致，对原劳动合同的内容也无异议，原合同由新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即《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4条所述的第一种情况——“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的，劳动合同由合并、分立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二）协商变更主体一致，双方对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的内容有分歧，协商后未达成一致，由新单位按原合同的内容继续履行。即《条例》第23条——“变更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劳动合同应当继续”；（三）协商变更主体达成一致，对合同条款变更虽有不同意见，但经协商后达成一致，新合同由新单位履行，即《条例》第24条第二句所述的第一情况——“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变更”；（四）双方协商变更主体未达成一致，由于改制的进行，退回原来的状态已无可能，接下来进入双方协商解除阶段，最终协商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即《条例》24条第二句所述的第二种情况——“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关键词: 案件事实/证据事实/事实与事物/证人证言/事实与意见
内容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首次明文确立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等。事实与事物既有同一性又存在明显差别。案件事实不同于证据事实，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案件事实的存在形式不受限制，无法被消灭，却有赖于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客观性特征外，还具主观性特征。“合乎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证言可以认定为事实，证人根据专业知识就专业问题作出的判断意见具有证据事实属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最近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除外。”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首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规则。

证据是指能证明未知事实的已知事实。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皆为事实。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事实为根据，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既有同一性又存在差别，研究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适用证据裁判原则和意见证据排除规则。一、事实与事物“事”，指事情、事件；“实”，指真实、实际。“事”与“实”的组合，构成“事实”这个词[1]。“事实”在法学理论或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如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行为和事件被称为“法律事实”，其还可具体分为侵权事实、违约事实、犯罪事实；如在婚姻法中，与法定婚姻对应的有“事实婚姻”；在诉讼法中，强调“以事实为依据”。

事实，在不同场合被强调的意思会不尽相同。从哲学角度看“事实”，主观说认为事实是“主体对客观事物、事件及过程的感受和认识”；客观说认为“事实并不是人的感觉和知觉，而是引起人们感觉和知觉的东西，事实也不是人的断定和陈述，而是被人断定和陈述的东西”；主客观统一说则认为“事实不仅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同时也包含主体关于客观事物、事件及其过程的反映和把握”。[2]从法理及诉讼角度看“事实”，在“事实价值”问题上，事实主要是存在、真实的意思；“事实合同”中的事实特指没有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却能够表明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合同关系的状况；“事实婚姻”中的事实则旨在明确具有婚姻内容但不符合法定婚姻形式的男女同居方式；诉讼法中的“事实”，即可以是指能证明未知事实的已知事实——证据事实，又可以是有待证明的未知事实——案件事实。事实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凡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可能发生或尚未发生的情况，事实具有即存实在性特征。没有发生的，不能称为事实，根据现实条件或客观规律预见可能出现情况，只能称推测或预见而不能叫事实。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员和检察官可以依靠逻辑推理和合理想象来推断罪犯作案时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过程，但法官却不能把这种推断作为判案的事实依据。其次，凡事实都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是不会也不能改变的，事实具有不可变性的特征。出现新的事实，意味着原来的事实成为历史事实，新的事实无法改变原来的事实。如诉讼证据客观性要素认为罪犯毁灭、掩藏罪证，或制造假象的行为也具有客观性，指的就是毁灭、掩藏罪证，或作假行为本身是一个在制造新的事实的行为。再次，凡事实都是永远消灭不了、抹杀不掉的，事实具有永恒性的特征。某种事实一经发生，在时空中就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尽管有的事实可能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或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也可能在人们头脑中被遗忘或忽略；但说不定哪一天它又会显现出来或被发掘出来。事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

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3]事实与事物的概念表述存在重合性，往往会被认为是同一概念，如诉讼证据中的物证，指的是以外部特征、内在属性和所处位置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痕迹，物证意义上的事实即物证本身，物证既是物证意义上事实的载体，事实的来源，还是证明的依据；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画记载人们思想行为内容并以此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物品，书证也是特殊的物证，与物证的区别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角度不同。事实与事物在实物证据概念上基本重合，事物即是事实，事物的存在形式和特征亦是事实的内容来源，又是表述、认定事实的具体途径。即使言词证据，如证人证言，证人就耳闻目睹等方法感知的客观事物所作的如实陈述，即为“事实”，因为“如实陈述”与“被陈述的事物”具有同一性，则有证据属性，如是分析推理，则为意见，不能成为证据，缘于分析推理与事物不具有同一性。因此，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具有证据事实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意见性陈述可以例外，可以被认定为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又缘于事实与事物是可以分离的。

无论在哲理上还是在诉讼证明中，事实与事物确是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4]事实源自事物，但又不同于事物。如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会被看作为不同的“事实”。同样的容貌举止，在有的人看来感觉极佳、相见恨晚，有的则毫无感觉、不屑一顾。事实不同于事物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存在的方式不同。事物是事实的载体，没有事物则不产生事实，事实是事物现象的表述。作为客观事物，同样是婚姻，表现出来的事实却并不一致，未经法定登记的婚姻被称为事实婚姻；同样是人，不因非婚生则不是人，婚姻期间所生被称为婚生子女，反之则为非婚生子女。第二，可变性不同。事物会发生变化，事实却不会变化。事物的变化会导致产生新的事实。依法设立的企业，在设立后没有依法经营，可依法追究违法经营法律责任，但不能认为该企业不是依法设立的企业。原有的事物消失了，原有的事实却依然存在着，只不过由现实的事实变成历史的事实。人的容貌会随着岁月或经整容发生变化，旧貌换新颜。从不漂亮变为漂亮，只表明容貌发生变化，但无法取消原有的“旧貌”事实，漂亮是基于“新颜”的容貌产生的新的事实，“旧貌”成为过去。第三，相对性的表现不同。事物的反面是无，事实的反面是假，假的并不是无。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和现象，只有存在与不存在之分，没有真假、虚实之别。虚假的事实也是事实，虚假的事实也有客观性，如被伪造的犯罪现场，被假冒签字的借条，虽有待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认识事实真相，但造假的行为也是事实。

现象是指事物的存在及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能够被人们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知觉到的一切客观情况。[5]如月亮东升西落、刮风下雨、苹果落地、太阳是圆的。现象可分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自然现象，如：人的出生与死亡；作为社会现象，如国家的产生与灭亡、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现象既可通过人体感官直接感觉到，也可借助仪器才能感觉到的，如，借助显微镜观察到的细菌的形状、借助望远镜观察到的天体的形状。现象和事实经常会被混为一谈。事实既有别于事物，亦有别于现象。事实不是现象本身，事实与现象的区别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内涵不同。现象是人们的感知所要解释的对象，只有把握现象才能够解释现象。事实是对现象的表述、解释，也是把握现象的一种方式。现象本身不是事实，特定描述下的现象才是事实。第二，属性不同。现象是纯客观的，事实则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物。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人会被看做不同的事实。人们常常为了事实（是或不是，抑或其它）而争论不休。立场和感情，观念和方法，不同的个人，其所看到的，所认定的“事实”，事实上是不一样的。第三，形成的途经不同。事实需要经过思考才能形成，现象不需要思考。事实是人们经过概念定义，逻辑思维认定与把握的。

二、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

诉讼中的事实不外乎已知事实和未知事实。所谓已知事实就是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所谓未知事实就是证明对象，即有待于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案件事实。诉讼中的事实不仅是指有待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还包括可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司法实践中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和前提不仅取决于证明对象是否充分，更取决于是否均有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能折射出案件事实的“镜子”，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既有同一性亦存在明显区别。

第一是诉讼价值不同。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根据。凡案件事实，均是已发生、过去的事实，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再造。事实只对当事人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对于别人，已过去的事实无从把握，只有拿到法庭上当呈堂证供的证据才有可能再现事实。法律只有通过证据，才能看到事实、认定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法律并不是以案件事实为依据，而是以证据事实为依据。你杀了人，如果没有你在犯罪现场的证人，推论不出你的杀人动机，找不到有你指纹的杀人凶器，你就没杀人。而如果你没杀人，所有的证据都莫名其妙地齐全，你就杀人了。前段时间被纠正的赵作海命案误判就是如此。正因为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存在的区别，给了检察官、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用证据复原或再造“事实”的空间，什么是案件事实似乎并不重要，能被法庭认可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重要的。

第二是存在的方式与永恒性不同。案件事实的存在方式虽然是多样的，不受限制的，并且是永恒的，无法被消灭的，却有赖于证据的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如将留在茶杯上的指纹擦掉，指纹痕迹没有了，拿过茶杯的物证事实随之被消灭了。用喷发胶涂抹手指后拿茶杯，隔断指纹与茶杯的接触，拿过茶杯的案件事实则不会留下物证事实。案件事实是重要的，不知道案件事实，则无从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事实，但案件事实不等于证据，更重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

第三是主客观一致性不同。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事实一般特征外，还具主客观相统一特征。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客观的，即实在地存在于客观外界，无论人们是否承认、是否发现，都不影响事实的存在，证据意义上的事实独立于收集、认知证据主体的思维、观念世界。无论是否被发现，被准确认知，都不影响证据意义上事实的客观存在。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具有主观性，是指事实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已知性，只有已知的事实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人们把握事实为了某种认识目的，那些与认识目的无关的“事实”即使存在，也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收集、审查证据目的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又服务于案件事实的既定证明目的。

第四是客观性标准不同。凡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便是真实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能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但不真实的事实也可以成为证据。如伪造的书证是不真实的，但伪造的行为却是客观的。因此，客观存在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一定都是真实的，需要人们审查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司法诉讼，都会遇到“虚假事实”，如我告你借钱不还，你说从来就没有借过钱。但事实是你的确借了钱，所以法官断定你讲的是“虚假的事实”。

第五是法定要求不同。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需要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即具备证据资格，还要通过法定方式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特征，也是证据事实有别于案件事实的重要特征。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首先应当具备合法性条件，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资格，否则即便具备客观性、关联性，也应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最近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证人证言中的事实与意见

证人就感知的客观事物所作的如实陈述属于事实，具有证据属性。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内容属于意见，不具有事实属性，不能作为证据。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中事实与意见的界定有时并不清楚。如果司法人员误把证人分析推断当作证人耳闻目睹案件事实，就容易作出不正确结论；反之，如果误把证人感知到的案件事实作为证人意见拒绝采信，就有可能丧失定案依据，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判断。

证人证言中的事实属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指证人亲历和感知并以如实陈述方法表述出来的案件事实。证人证言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其一，感知事实的主体是能够明辨是非、正确表达的自然人，年幼及存在生理或心理缺陷的人不能成为证人；其二，感知事实的途径是通过证人的感官如耳、目、鼻、口等亲历感知；其三，感知事实的内容是与案件有关的客观存在的事件或人们的行为；其四，表述事实的方法是客观如实陈述。

证人证言也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证人证言的形成，经历感知、记忆和陈述三个阶段。证人所称的案件事实经过感官感知、大脑储存、语言表达，已不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证人证言中的主观性，体现在形成证人证言的各个阶段。

第一，感知阶段，人们在感知外界事物时会不由自主地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情感倾向把刺激信号加工为某种确定的概念。虽然这种概念可以使人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它是以个人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并且要受个人情感倾向的影响，存在认识误差的可能性。一位汽车修理工可以根据汽车的形状或者声音感知汽车的种类。身材矮小的抢劫案受害人可能把中等身材的罪犯感知为身材高大的人。

第二，记忆阶段，大脑对接受的感知信号进行“编码”处理，组成暂时的神经联系，贮存在大脑皮层的神经元内。从感知到贮存的过程，称为“记忆”。贮存在大脑皮层神经元内的感知信号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号会淡化、模糊，甚至完全消失。同时，许多因素会影响记忆效果，如主动还是被动记忆、记忆时的心理状态、识记后其它认识活动的干扰、记忆储存时间的长短等。再加上遗传、体质、训练、年龄、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的记忆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第三，表述阶段，证人表述的内容是否符合案件事实，主要取决于记忆是否准确；如果领会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有偏差，其表述很难准确。其他一些因素可能影响表述的准确性，如表述的动机、表述的自觉性、表述的准备是否充分、表述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询问者的态度和提问方式、询问时的环境条件及外界干扰情况等。

在证人证言形成过程中，主观方面的理解性和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感知能力，影响感知结果。诚实的证人也会因感知、记忆、陈述等阶段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提供不完全属实甚至完全不属实的证言。

证人证言中的意见是指证人不是或不完全是依据自身所感知的事实，而是依据其知识和经验，以分析、推理等方式陈述对事实的看法。证人证言中的意见，也被称为“意见证据”。国内有学者认为“意见证据是指证人陈述其从观察到的事实中所得出的结论”。[6]还有人认为，“意见证据是证人根据其所感知的事实作出的意见或推断性证言”。[7]国外学者对意见证据的解释也有不同。有人认为，证人基于直接呈现于其感观上之事实，推论系争事实存在与否，法律上称之为“意见”；证人基于上述推论所作的陈述，称之为“意见证据”。有人认为，意见在证据法上的意义，是指从观察到的事实所作的推论。还有人认为，“从观察事实所得出的推论”。[8]归纳国内外学者对意见证据的评述，有以下几点共性。首先，从形式看，意见证据是一种“猜测”、“评论”或“推断”。例如，大火烧起来后，从楼里奔出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男人。证人陈述到此，又补充说道：“那人像是纵火犯。”证人补充的内容便属于一种“猜测”、“评论”或“推断”。

其次，从来源看，意见证据的这种“猜测”、“评论”或“推断”，是“证人基于直接呈现于其感观上之事实”以及其“观察到的事实”而作出的。例如，某金店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附近一条街上的一位证人听到了击碎玻璃的声音，稍后他还看到某人从金店里跑到街上来，背着一个黑色旅行双肩包，手上正流着血。从该些情况显然已可推论出这个人就是抢劫犯，通常证人会说：“我看到了那个抢劫犯。”但是，当证人这样说的时候，并非在陈述所见事实，因为他并没有看到抢劫。“抢劫犯”只是一个推断，是意见证据。证言中具有相关性的部分只是证人看到和听到的那些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