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苏政办发〔2004〕60号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二○○四年七月四日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03］31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04］2号），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江苏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经济调节部门。
　　一、职责调整
　　（一）划入的职责
　　1．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2．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经济协作的职责。
　　（二）转变的职责
　　1．强化对全省宏观调控中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切实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局性工作。加强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和重大问题协调，促进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宏观指导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抓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的拟订和战略储备工作。
　　2．大力减少行政审批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强化研究拟订发展战略、规划和宏观政策的职责。搞好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制订。将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管理转变为宏观指导，促进行业自律。
　　3．积极推进全省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的新型投融资体制。把投资管理的重点转到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搞好重大项目布局、防止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上来。进一步缩小投资审批范围，对企业使用非政府投资建设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非重大项目和非限制类项目逐步实行登记、备案制。对必须经行政审批的投资项目，减少审批环节，设定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提高投资审批的科学性。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后评价制度和监督机制，完善投资审批责任制。
　　二、主要职责
　　（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发展和优化重大经济结构的目标和政策；作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等重要经济总量的综合平衡和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研究提出全省生产力布局规划；提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大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二）研究分析国内外及全省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搞好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预警和分析研究，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涉及经济安全的重要问题。
　　（三）负责汇总分析财政、金融运行情况，参与制定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措施，分析执行效果，提出政策建议；研究提出全省直接融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对企业债券融资活动实施监督；参与股票融资项目审核，引导资金投向；指导、监督组建产业投资基金的有关工作。
　　（四）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改革开放促发展的建议，指导和推进全省经济体制改革。
　　（五）研究提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投资体制改革建议方案并组织实施，提出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结构和资金来源方案，规划重大项目和生产力布局；安排省级财政性建设资金，指导和监督国外贷款建设资金的使用、政策性贷款的使用方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方向；负责审核、报批国家出资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开工报告和组织竣工验收；研究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战略、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负责我省全口径外债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监测，做好全省国际收支平衡工作；组织全省重大项目稽察工作。
　　（六）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提出全省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宏观指导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研究、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衔接有关农村专项规划和政策，组织编报、审批农业重大项目；牵头负责制定信息化专项规划；研究提出能源发展战略，衔接平衡能源、交通、原材料行业规划和政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技术进步和产业现代化的宏观指导；负责组织全省国民经济动员工作。
　　（七）牵头负责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区域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编制城市化发展规划，提出城市化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措施；参与制定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目标考核和有关重点项目审批；负责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的有关规划、政策的协调；负责以工代赈工作;负责地区经济协作。
　　（八）研究分析国内外市场状况，负责重要商品的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编制并组织实施除工业产品外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大宗、重要敏感商品的进出口计划；负责协调全省服务业发展工作，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措施；牵头负责全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管理粮食、棉花、食糖和石油等重要物资和商品的储备；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战略和规划。
　　（九）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衔接平衡；规划、协调和管理全省社会发展工作，评估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提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政策，协调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十）推进全省可持续发展战略，参与拟订自然资源节约综合利用规划，参与编制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开发规划，拟定和协调国土整治、开发、利用、保护的政策；协调生态建设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重大问题。
　　（十一）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优化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参与研究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十二）拟订全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关地方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负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检查；指导和协调全省招投标工作。
　　（十三）研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重大问题。
　　（十四）负责组织省际间对口支援、经济协作、参与东西部合作和国际合作的有关工作。
　　（十五）负责对全省物价的宏观指导和价格总水平的平衡。
　　（十六）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主要职责，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21个职能处室。
　　（一）办公室（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经济动员办公室）
　　负责会议组织、文电运转、档案管理、保密、秘书事务和政务信息、信息发布、信访等委机关日常政务；负责机关电子政务的组织实施。
　　根据军事需求制定经济动员规划、预案；组织开展动员潜力调查；组织落实国防建设项目；进行动员工作部署和组织实施；指导市县经济动员工作。
　　（二）发展规划处（省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
　　研究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的建议；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政策建议；组织编制和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衔接平衡各行业、专项、区域等规划和政策；提出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措施；组织编制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区域规划。
　　负责组织研究、制定促进苏北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组织实施并检查落实情况；分析研究和协调解决苏北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参与协调苏北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及重大项目的申报、建设等工作；管理有关苏北发展专项资金；组织协调南北挂钩帮扶工作；完成省苏北发展协调小组交办的有关工作。
　　（三）国民经济综合处
　　分析研究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宏观经济的预测、预警和检测；组织研究并提出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包括年度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政策；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等宏观调控目标，提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四）财政金融处
　　分析全社会资金运行动态，提出动员社会资金的政策措施并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分析财政、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并提出贯彻建议；参与研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研究提出全省直接融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监督企业债券融资活动，参与审核股票发行方案，监督上市资金运用，引导资金投向；指导、监督产业投资基金的有关工作。
　　（五）固定资产投资处
　　负责提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宏观政策和措施；研究提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结构、资金来源；负责研究提出全省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监测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编制和下达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省级政府财政性建设资金，指导政策性贷款的使用方向；提出投资体制改革的建议；安排省级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建设项目；指导和协调全省招投标工作。
　　（六）外资与经贸处（省沿江开发协调小组办公室）
　　研究提出全省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发展战略、总规模和政策；负责授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金融组织与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以及在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核、审批和报批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全省开发区的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负责全口径外债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监测工作；研究提出全省外贸发展战略，负责重要商品进出品的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编制并组织实施除工业产品外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大宗、重要敏感商品的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粮食、棉花等商品的进出口计划；研究提出粮食储备的有关调控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粮库建设方面的有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协调流通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安排流通部门有关基本建设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江苏与外国友好省州间的经贸合作工作。承办省沿江开发协调小组交办的事项。
　　（七）农村经济处
　　研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提出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议；监测和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衔接平衡农业、林业、气象、水利等专项发展规划和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规划，协调有关扶持政策的落实；组织编报农业重大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的引导和调控工作。
　　（八）交通能源处
　　研究提出全省能源、交通、原材料发展战略、重大政策和相关体制改革的建议；衔接平衡能源、交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组织编制能源、交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提出能源、交通、原材料重大项目布局，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根据授权和分工，负责审核或审批其基本建设项目的有关工作；负责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方面的对外合作。
　　（九）工业处
　　分析全省工业发展情况，研究提出全省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负责衔接平衡各有关行业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对工业现代化进行宏观指导；根据授权和分工负责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有关工作；研究拟定稀土产业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
　　（十）高技术产业处
　　研究提出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重点领域和相关建设项目；衔接平衡全省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划和计划；组织实施可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素质提高的重大高技术产业化前期关键技术、成套装备的研制开发和示范工程、工程中心项目；管理归口的省产业技术研发经费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资金；做好信息化有关工作，安排高技术产业重大项目；积极推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和交流；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
　　（十一）服务业处（省第三产业办公室）
　　研究制定全省服务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研究制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服务业各行业发展；编制省级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规划。
　　（十二）社会发展处（就业和收入分配处）
　　研究提出全省社会发展战略，组织编制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人口、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旅游、政法、民政等方面的政策及有关的重大问题；评估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安排社会发展专项资金。
　　研究分析就业、居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情况，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组织拟订和论证相关体制改革方案，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参与研究制定毕业生就业政策。
　　（十三）区域经济处（省以工代赈办公室）
　　组织编制全省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并提出相关政策；组织编制全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全省地理空间信息系统规划，制定相关政策；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组织拟订和协调国土整治、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参与编制生态建设、环境整治、地质勘探、水资源平衡规划、计划；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环境保护、基础测绘年度计划；编制全省以工代赈计划。
　　（十四）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处
　　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改革方案；根据省政府领导授权，参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承办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交办的工作任务，提出推进我省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开展国际经济研究和中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参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合作与交流事宜。
　　（十五）宏观体制处
　　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衔接，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研究论证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外汇、收入分配、就业保障等重大体制改革问题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进行宏观经济体制重点问题研究和经济形势分析，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城乡、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问题。
　　（十六）企业与市场改革处
　　研究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研究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问题；调查研究国民经济市场化的重大问题，研究论证粮棉流通体制、住宅市场和各类要素市场的改革问题，跟踪研究建立市场体系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承担省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的事项。
　　（十七）经济合作处
　　负责组织省际间对口支援、经济合作和参与西部开发等有关工作。
　　（十八）对口支援处
　　承担国务院交给我省的对口支援拉萨、与陕西挂钩扶贫协作、接收安置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和新疆伊犁州等工作。
　　（十九）法规处（政策研究室）
　　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负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检查；负责行政复议工作；负责指导和协调全省招标投标工作。
　　负责重要文件起草和信息发布工作;组织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和省内外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组织协调综合性调研工作。
　　（二十）人事处
　　按管理权限，负责委机关及委属单位的干部管理、工资、机构编制等工作，以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二十一）行政财务处（审计处）
　　负责机关行政、事业、基建等经费的管理；负责机关行政事务、固定资产管理和审计等工作。
　　设立机关党委，负责委机关及委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设立老干部处。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为125名，另核行政附属编制27名，其中，老干部服务人员编制6名，后勤服务人员编制21名。
　　领导职数为：主任1名，副主任6名，正副处长（主任）56名，其中正处长（主任）24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名，老干部处处长1名，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名），副处长（副主任）32名。
　　另按有关规定设置纪检监察机构。
　　五、其它事项
　　保留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

　　

　　
　　【摘要】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关键词】举证时限；迟延举证；举证失权；民事诉讼证据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其中，对民事诉讼的进行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制度，旨在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顺应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趋势，克服分割审理、随时提出证据资料等传统审判方式的弊端，[1]以应对民事案件井喷式增长所带来的审案压力。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前，举证时限制度已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试行规则中有所规定，并试点推行。[2]但由于《证据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寻求改革绩效的动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举证时限等证据制度缺乏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3]和理论论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具体规定的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司法环境、司法权威、诉讼观念、法官素质、司法政策调整等诸多原因，使得举证时限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考察，以及学界各种完善方案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证迟延、促进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又能与当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一、举证迟延防止对策——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

　　（一）现行举证时限的制度结构

　　本文讨论的举证时限制度结构，是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文本而言，并非指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所谓举证时限，简而言之，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接纳该证据的期限（期间）。举证时限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期间内，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有例外也是这种制度所规范的另一个面向。

　　在制度构成方面，举证时限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1.关于提出证据的期间规制。在诉讼开始后，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关于提出证据的例外情形：（1）属于“新证据”的，其证据的提出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2）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3.重新确定举证期间的情形。从现行的《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的也还不够严谨，存在着缺陷。[4]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在积极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该制度的设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大进步，顺应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通过失权促进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强化了人们对程序正义观念的认识；为发展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举证时限制度也反映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7]这些评价有些是基于制度规定和理论应然性加以评价，从实证角度予以积极评价的不多。实务界的积极评价主要是配合制度的实施，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性、宣传性评价。

　　在消极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其一，认为制度过于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2）制度理念有误。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8]（3）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4）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5）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9]

　　其二，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认为制度规定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制度结构的缺陷，导致制度设置目的与实际效果相悖。[10]举证时限制度在设计构造上也不够精细，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受理案件后确定举证时限时，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不够周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不够灵活；指定的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规定得不够清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过于苛刻。[11]

　　消极评价主要是从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来认识的。有些评价来自于对一定数量的个案的分析，但总体来讲，仍缺乏科学和充分的实证分析。[12]评价的消极程度也与人们的理解有关联。认为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绝对失权的，消极评价就非常低，甚至到达否定的程度。有的认为，对于事实的提出根本就不应当适用失权制度。举证失权或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否定举证失权的正义性。[13]还有的学者认为既有制度规定本身的妥当性问题，也有对制度的理解、认识上存在偏差的问题，完全归责于制度本身是不恰当的。[14]由于实务界对《证据规定》的整体质疑以及实施环境的局限，使得《证据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施，各地法院在贯彻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的地区。《证据规定》中争议最大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处于半休眠或完全休眠状态。但由于存在文本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因此，当事人之间又常常纠缠于该制度，使得法院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应当说明的是，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举证失权的严苛性。这种认识又源于我们的传统诉讼观念。实际上，从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来看，其实未必严苛，因为举证时限制度中有关“新证据”的例外规定，使得当事人的举证具有相当宽泛的失权豁免根据，只要是“新证据”，便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享有失权“豁免权”。如果人们（主要是司法实务界）能够从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目的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就可以给予“新证据”相当宽泛的解释。例如，《证据规定》中已经明确，所谓“新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本身是一个相当灵活和主观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没有被实务界所普遍接受，成为司法共识，因此，自然也不会被律师们及当事人所接受，这是我们司法制度运行的问题（司法权威或法官权威的低下使其解释无法获得正当性）。不得不说，我们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运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足够的宣传，导致了人们对该制度的普遍不满，导致了制度被搁置的状态。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两种完善路径

　　（一）方案之一：以现行举证时制度为基础，细化举证时限规则。

　　对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构建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学界、实务界部分人主张举证时限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举证时限作为审理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措施以及证据交换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予以肯定，以举证失权作为制度机制也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主要是失权条件设置欠缺合理性，因此，主张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修正，调整和细化举证失权的条件。这种观点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基本认识。对举证时限制度修正的具体设想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15]该规定首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举证期限的一般含义作了解释性规定。明确法院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案件基础事实的证据所规定的期限为一般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为了照顾特殊情形，《补充规定》又明确了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的事实或者特定的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即所谓特殊情形（可以称为“特殊举证期限”）。然后，《补充规定》又针对不同诉讼程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情形的举证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二审举证期限、追加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举证期限、补强证据举证期限的例外、公告送达情况下的举证期限、管辖权异议情况下的举证期限、针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反证的举证期限、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时的举证期限。这些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如关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就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除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需补足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细化规定（法定化）的方式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这一思路使得关于举证时限的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规定既有一般原则规定，也有特殊规定，既做到了原则性，又做到了灵活性，但这一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策性应对而已。具体的细化规定，一方面增强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举证时限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而这种制度的刚性化恰恰与防止举证迟延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处理的理念相冲突。细化规定也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在举证期限的问题上陷入更严重的缠斗之中，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原本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事项，成为双方当事人辩论、攻击防御的事项。举证时限的刚性化也必然加重诉讼程序运行的刚性化，而诉讼程序刚性化恰恰是当下人们所普遍诟病的，也背离了当下的司法政策精神。在诉讼中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