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而言，公司法“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相关条款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关系主体应当是股东；一般地，公司不能作为股权转让的协议主体。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讼争常常发生，审判法院也一般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决议产生程序不合法及转让主体不适格等为由判定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现实中，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涉案讼争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同意并授权或者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二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用公司资产支付股东个人应付股权转让款而使公司“被当事人”化；三是在特定情形下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对于上述三种情形，由于公司法和司法解释不能涵盖相关问题，鲜有涉及，将上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一味地判定为无效，也不利于交易的稳定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由于审判水平、审判理念的不同，在处理上述股权转让纠纷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依然存在，故对这一问题的法律适用规则问题有必要作一初步探讨和分析。

一、“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情形的法律适用规则

依《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法定代表人对外以法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时，其代表职权来自法律的明确授权；如果公司以公司章程或者内部制度等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有限制进行抗辩的，依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以外，该等限制亦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因此，一般地，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其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协议的行为视作公司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
问题是，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形见后文分析），公司不应当成为本公司股东，自然也不能作为股权转让的协议主体。因为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会使得公司股权失去其最终的归属，与公司运作的基本法理产生冲突，亦违反了公司的资本充实原则。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同意并授权或者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论是否为站在维护公司利益的立场，还是是否为基于完全代表公司的意志，其处分的并非公司事务，而是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取得的包括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等在内的多种权利的一个集合体；该个集合体具有财产权和身份权的双重属性，非因股东的特定身份不得享有，亦不得为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内的他人擅自处分。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显属无权处分行为，但对于该处分行为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具文明定。如前述，司法实践中，对于此情形，审判法院一般以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为基础，以“只有股东才可以转让股权”且“向外转让股权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等理由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笔者以为，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与否，应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规则和公司章程约定条款的意定规则为基础，而非仅仅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公司章程未作特别规定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应严格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规则来作研判；在此基础上，对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在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作具文明定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并不必然直接得出该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结论。
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时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解释》上述规定，笔者以为，公司不持有自身股权并不必然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事由。虽然公司是否持有自身股权对合同的履行确有影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协议时公司不持有其股权，但并不意味着公司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不能弥补其履约的不足，且即使公司因不持有股权而无法实际履行合同，也只是构成嗣后客观不能履行的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审判法院直接认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似有不妥，既无认定无效之理由，亦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而根据《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三条等规定予以处理则更为妥当、适宜。

二、“公司'被当事人'化”情形的法律适用规则

“公司'被当事人'化”常见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用公司资产支付股东个人应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
首先，股东与公司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不同的主体，在自然人股东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股东如要对外代表公司作出任何行为，与其他人无异，均需得到公司的授权或者是事后追认；其次，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换言之，从成立之日起，公司即成为有独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公司对法人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不得为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所侵害；最后，股权转让协议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合同相对性规则限定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仅在特定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因此，一般地，由于公司不能成为自身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自然也没有支付转让款对价的义务。故，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用公司资产支付股东个人应付股权转让款，实质上即是用公司资产支付个人债务，属于抽逃出资、侵蚀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或者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等。由于该等约定条款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公司'被当事人'化”的该等情形，审判法院依法直接认定为该支付条款无效无疑是正确的。

三、“在特定情形下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情形的法律适用规则

如前述，一般地，公司不应当成为本公司股东。但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并非公司绝对不能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本条规定旨在给予股东退股撤资的一种救济手段，目的在于保护中小股东权利，以避免公司僵局，但依本条规定回购本公司的股份必然会导致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当然，公司在此种情形下依法对本公司股份的持有状态，法律并不允许其长期存在，在依法回购本公司的股份后，公司还必须依法处理该等股份。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5年12月27日颁布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总局令第22号）第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收购其股东的股权的，应当依法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的实收资本的变更登记。”然而，公司持有自身股份的期限届止、是否仅限于减资处理方式、是否可参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后六个月内予以转让的处理方式、具体实施转让时是否需要股东会决议、应该遵循怎样的程序规则、其他股东是否有优先购买权，等等，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
笔者以为，对于公司基于上述法定情形下回购股份之处理，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为主、兼具资合的特点，法律对此不必强加干预而仅以减资注销方式予以严格规制，应尊重公司股东的意思自治：该等股份宜按新增股本认购规则先由其他股东优先认购为宜，其他股东不予认购的或认购后尚有剩余的，交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如果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外转让，则由公司董事会在规定时限内负责该等决议的具体实施；反之，则应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减资注销。故，在上述依法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特定情形下的“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之行为，审判法院就不宜直接认定其无效，而应依实际情况予以分别认定。对于未经股东优先认购且未经股东会决议予以对外转让之前置程序的，应认定该等转让无效。原因就在于依法回购的股份在允许转让的情形下，相当于公司新增资本的认购，而新增资本优先认购权是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允许豁免或例外情形的存在，就必然会导致股东基本权利的剥夺与丧失，从而动摇我国公司法体系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前置程序与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股东对外股份转让预先告知或征得其他股东同意的前置程序有所区别，对其违反，从法律后果上讲，前者会导致转让行为被直接认定为无效，而后者则一般会认定为有效。对于后者而言，因为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具有独立性，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否不影响该转让协议是否生效，而只能影响该协议能否履行；即便协议履行完毕后，优先权人还享有股东撤销权；当然，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并不能无限期行使，当协议已履行完毕且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后经过一定期间（一般为一年）后，股东优先购买权将会消灭。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
－－兼论以新思维看待经济法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安?F 周运


安?F（1976－），男，辽宁沈阳人，法学、经济学双学历，工作于北京新东方学校，现于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邮局081信箱多语种培训部，邮政编码：100080
周运（1976－），男，重庆市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工作于重庆市建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国政法大学“法大在线”研究生班学员。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永安里甲5楼2单元601室，邮政编码：102200

摘要：笔者拟从反传统的角度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现状，认为我国经济法实际上存在历史发展、社会本源、理论研究、法律实践和价值体系五大缺位问题。通过浅析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缺陷及弥补方法，以及看待经济法发展和定位的新视角，作者希望引起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推动解决这些问题方法的研究。
关键词：缺位，缺陷弥补方法，经济法的发展和定位

目次

引言：浅说经济法简史
（一）西方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二）东方经济法（社会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法的缺位问题
（一）写在缺位之前
－－一个逻辑前提的“缺位”
（二）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缺位
（三）经济法的社会本源缺位
（四）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缺位
（五）经济法的法律实践缺位
（六）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缺位
二、我国经济法的现实缺陷及主要弥补方法
三、如何转变我们的思维来看待经济法的发展和定位
（一）前提性问题：经济法的产生和国家干预
（二）经济法的发展方向和最终定位
后记：非传统的传统

引言：浅说经济法简史



正如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样，经济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话”，而是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注1）作为法律家族的一个新成员，经济法诞生于现代社会，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对此不少学者已做过各具特色的论证，本文不再赘述。（注2）而关于此一点我们的表述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时期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力不断提高，令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复杂多变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市场机制难以调和的矛盾，要求国家机器结合价值规律作出职能调整，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参与和协调。正是这种市场“无形之手”和国家“有形之手”的互动，推动了传统法律体系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现内部的分化和重组；同时法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等相关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为经济法律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最终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导致经济法作为一个崭新部门法的产生。（注3）
（一）西方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学界一般认为，经济法产生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式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注4）当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名列前茅，一贯奉行自由放任经济的美国虽然属于英美法系，没有划分部门法的传统，却在之前制定了反垄断性质的《谢尔曼法》，并在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同期对此类法律进行增补，促使它们得以真正施行，开创了从总体上由国家对经济进行消极干预的先河；（注5）而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一开始走的则是经济统制法的路子，且在相关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经济法”这个词，并由以思维严谨著称的德国法学家对这种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形式进行研究，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创立了经济法学。（注6）虽然初期的经济立法在不同国家形态内容各异，因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各国对经济法的认知程度和范围界定也有差别，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共通的问题，亟需政府放弃“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更多强有力的手段（特别是社会化的法律调控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同时也引起了（大陆法系国家）职业法学家的关注和重视，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了比较一致的现象。（注7）
经济法真正转入相对成熟期，成为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成员或者说是“后现代法”的起点，则应当是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发现不但存在“市场失灵”，而且也存在“政府失灵”问题，遂开始放弃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来协调市场自律和政府干预的矛盾，并尝试从法律上共同纠正来自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尽管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法律调整经济的侧重点都不尽相同，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样，但是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属性（或曰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却在现代社会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法律社会化运动的历程中开始明晰起来，（注9）昭示了一种立足于现代社会之上的、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时代精神”。（注10）
（二）东方经济法（社会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国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法，遂成为由“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汇合而成的改革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的积极回响。（注12）
社会主义中国是东方经济法的代表国家，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发端于党和政府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根据其1978年7 月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的长篇论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注13）其后一系列政府文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言论中频繁使用的“经济法”字眼，使得相关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开始启动。由于当时中国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之前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发展方向还不大明朗，学术研究中姓“社”还是姓“资”的敏感问题也令学者们不敢放开手脚，所以在蓬勃发展的各种经济法理论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多半跟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原样照搬，如出一辙”。（注14）当然，这也算是一种学术上“省时省力”的权宜之计。
随着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及权力机关一纸《关于的说明》的出现，（注15）日益壮大的民商法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而经济法的地位虽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认，但其界限却被人为划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各种学说观点发生改变。学者们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经济法只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与民商法的调整范围是有区别的。到了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以及我国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经济法的理论结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调节机制再次随势而动，出现明显的调整。但经济法理论界对内于一些基本问题分歧仍然比较严重，对外则与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发生了较大的摩擦。（注16）
在实践中，我国到目前为止虽然在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宏观调控方面颁布了大量的经济立法，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法律群落，却仍然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立法层级不高并且体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单独的《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随着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施行，以及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对经济法体系的排斥，也发出了一个初步的信号：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的迹象。（注17）而在法院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更是把原来的经济审判庭撤销改为民事审判庭，表明了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的一种极端不合理的狭隘的“小民事”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不利于经济法的方向行进，令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暂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境地。
我们必须承认，自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与在中国相对平稳发展的民商法理论和实践相比，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以用“峰回路转”这个词来形容。这也从某种角度上说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稳定以及发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这些年形形色色经济法理论的层出不穷和大多数理论的“短命”状态，已经说明学者们在中国研究经济法现象这个新生事物是多么复杂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为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者，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注19）我们不奢望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种研究经济法的新体例，但却希望能够借以抛砖引玉，将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从陈旧的传统思维和浮躁的学术风气中唤醒，则幸莫大焉。

一、经济法的缺位问题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缺位，主要指自经济法于现代社会产生后在各个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经济法应该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在经济生活中无法得到充分实现，有些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则在我国表现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会主义中国造成的某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经济法学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数问题我们还重视不够或者没有进行系统研究，这与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将主要从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社会本源、理论研究、法律实践和价值体系五个方面来论述经济法的缺位问题，但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重要的关于如何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