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着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标准等几种学说，从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利益的衡平性等角度考察，以权利标准作为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基本计量标准更为合适。

　　所谓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以下简称“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主要是指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的计算依据。从理论上看，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的探讨较晚，虽形成了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数量标准等争鸣状态，但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缺乏合理、有力的理论支撑，我国并没有较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导致审判实务中“同案不同判”尴尬局面的出现，损害了法制的统一及司法的权威，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和信任程度下降。因此，笔者在总结关于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探寻法定赔偿制度建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还没有明确并统一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这是核心问题。《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针对我国这一司法现状，对于应建立何种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在理论上也争执不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且形成了以下几种有力学说：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即以侵犯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权利计算标准说。而基于现实的审判需要，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量化，但各“指导意见”对此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具有同一性，凌乱的规定让该问题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各“指导意见”在计算标准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同一性质的案件，受审判地法院“指导意见”约束的不同，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

　　对于上述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些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司法实践中计算的科学性。例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应当根据侵权人的多寡[1]或被告（主要是生产厂商）的多寡分别计算最高定额赔偿额。[2]这主要是考虑单个被告侵权与多个被告侵权之间差别的结果，也是为了解决原告为突破最高限额赔偿而进行分案诉讼的问题，这一标准更有利于建立完善公正、经济的诉讼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但侵权人数量标准在解决多个主体侵权时，并未区分共同故意侵权和非共同故意侵权之间的适用，而司法实务依然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音像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以侵权人的数量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该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应区分复制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各自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的不同，公平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但这种含糊的规定，依然使司法操作无所适从，计算根据科学性的缺失，使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受到众多的批评。再例如，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损害赔偿系针对一部作品而非一个侵权行为”[3]。其认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当侵权人侵犯了权利人的数件作品，适用法定赔偿时，不应以一个案件作为单位，而应以一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因此，如果侵权人复制了同一著作权人的多部作品，则每部作品均可以获得法定赔偿。并且明确地指明：“每件作品分别在50万元以下进行酌定，然后相加，从而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指导意见》）第10条明确规定了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即以权利客体的种类为计量标准。但按照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会使部分侵权和全盘侵权法律责任同一的后果，使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

　　第二，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本身所要保护的法益。从本源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并不是知识产权所体现的有形载体（如作品、商标、发明等）本身，而是通过载体所体现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主线展开，而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设定也应当以该权利为中心。但纵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并未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参照进行标准的设定，偏离了该权利主线，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益保护不明。致使在对法定赔偿的个别计量标准在进行适用时，无法解决权利竞合状态的计算、单一侵权和全方位侵权的计算、侵权主体各异时的计算。

　　第三，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性。矛盾因为利益的存在而无所不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也是如此。而设定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一旦这样一种私有财产权利遭到侵犯，权利人必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与侵权人进行交涉。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虽然有惩罚、预防或者威慑的作用，却并不会对侵权人惩罚殆尽，以防止出现新的损害。因此，应当设定一个能够有所偏向、但又大体能够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利益的计算标准，使已被破坏的秩序重新恢复，又不致造成新的损害。而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计算标准，由于逻辑上的错误判断，造成了上文已述的适用困境，因而无法达到利益平衡的要求。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权利数量标准的确立

　　正如上文所述，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标准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实体法的，或是程序法的，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要在普遍公理和准则的基础上，寻找“相对合理主义”的解决方案。权衡考量后，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应确立权利数量标准。

　　权利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赔偿额应当按侵权数量计算赔偿额[5]，以每项具体的知识产权为计算单位相对比较公平，也便于操作。[6]知识产权侵权包括侵犯单一知识产权的侵权和全方位的侵权。权利人在某一产品上具有的数种知识产权在一个侵权案件中均被侵犯，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此时，若以侵权结果论，只有一个侵权结果，只能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赔偿。但是，如果侵犯他人一种和多种权利最高限额均为50万元，就极有可能放纵侵权的发生和蔓延[7]。因此，应当根据侵权人侵犯他人权利数量的多寡分别计算法定赔偿额。

　　本文之所以选择权利数量计算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一）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

　　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为了完善法定赔偿这一理论体系，也是为了司法实践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章可循，因此，从司法实践计算的科学性而言，上述的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有适用时无法解释的难点。假设甲乙丙丁对A之权利实施了侵权行为，此时，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当甲乙丙丁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整体时，权利人对其提起诉讼时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四个独立主体共同侵权时，笔者认为，由于共同侵权在法律上只视其为一个侵权行为，一个共同的侵权目的，故其责任承担内容是同一的，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亦只得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皆属独立主体、且非基于共同侵权之主观过错实施侵权时，应属四个侵权案件，此时，既可分别审理也可因权利主体的主张而共同审理，如共同审理，法院必须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否则，就会造成对权利主体的不公平，因A本可分别起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可能实际获得高于50万元的赔偿，A节省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却使自身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如果只能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其最高限额不能超过50万元，这是不符合法律公平、效率价值要求的。可见，单纯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会造成重复赔偿或导致对权利人的不公。

　　第二，笔者认为，如果主体同一，侵权的客体同一，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也同一，只是单纯的在侵权行为的次数上有所不同，则并没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的必要。当然，如果主体同一，侵犯的客体也同一，但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等并不同一，此时并不必然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例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但甲在B、C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D专利权，在这里，侵权主体都是甲，权利主体都是乙，侵权客体都是乙的D专利权，但显然并不能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究其原因，到底是因为侵权行为的次数还是因为侵犯的权利数量抑或是知识产品的数量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适用多份法定赔偿是基于侵犯多项知识产权（A、B、C产品分别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即在法律上受侵犯的专利权有三份）或者是基于侵犯的知识产品为多项（A、B、C），而非基于多个侵权行为。事实上，不仅多次侵权行为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的事情屡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次侵权行为适用多份法定赔偿也并不鲜见。比如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侵犯了甲乙丙丁四位著作权人的权利，此时，侵权行为只有一个——论文合集的发行，但甲乙丙丁皆有权要求分别适用法定赔偿。

　　笔者认为，针对同一客体，同一侵权主体以同一侵权方式实施的多次侵权行为，究其实质仍为同一侵权行为，次数的不同只是一个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因此而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此，基于侵权行为的同一性，同一性质的多次侵权行为应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只是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侵权行为的次数只能也应当作为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之一。

　　第三，以侵权的标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不仅体现在《北京市指导意见》里，也是美国现行法的做法，这当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其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

　　假设甲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B，B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权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也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C，C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也就是部分侵权，如果依知识产品标准，乙就B、C产品皆只能提起一次法定赔偿之诉。再假设B、C产品都对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按最高额来赔偿，此时，甲就B、C产品对乙的赔偿额完全一样。如此规定使得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造成了行为与责任的不对等，造成明显不公；并且，此类规定在客观上歪曲了法律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上助长了侵权之风的盛行，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极其不利。但如果适用权利标准，则可以解决该问题。

　　假设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涉及到甲的3篇文章、乙的2篇文章、丙的3篇文章，此时，如以知识产品为标准计算，侵权的标的为一个——论文合集，难道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如果甲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乙、丙可否再提起诉讼？如果该合集完全是因为甲的第一篇文章而畅销，那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如何分配赔偿数额，是按文章占总文章的比例还是按作者占作者数量的比例？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用权利标准可轻易解决该问题：甲、乙、丙各就自己的每篇文章拥有著作权，可以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

　　以权利数量为其计算标准，不但上述问题可迎刃而解，侵权竞合情况等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简单、明确。

　　假设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也是乙之著作权；又如，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亦为丙之著作权，此时涉及到权利竞合问题。关于侵权竞合行为，有的学者主张因其实质只有一个侵权行为、一个侵权目的，只能按照一个单位的法定赔偿计赔。[8]但笔者认为，解决知识产权的疑难问题不能脱离民法原理的支持，不能脱离损害赔偿法的背景知识。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基于同一侵权过错侵犯数项知识产权的，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数个权利主体为同一时，适用民法上请求权竞合的原理，由当事人选择某一项权利适用法定赔偿，即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以任意择一请求权行使，但不允许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以免造成权利的失衡，形成不当得利，此时，可参考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相关规则；第二种情形，有数个不同权利主体时，可以分别计算损害赔偿额。例如，甲骑马的样子被乙制作成摄影作品，卖给丙作为香烟商标，丁擅自使用该商标于成人用品上，给甲、乙、丙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此时，甲之肖像权、乙之著作权、丙之商标权皆受有损害，笔者认为，甲乙丙皆可主张自己的权利，任一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如果其他主体不知情或未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追加其他主体为第三人，如果其不参加诉讼，法院可以就权利主体的诉讼请求宣判，但在判决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其他权利主体的存在，为其他权利主体预留出赔偿份额，以免给侵权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造成权、义、责的失调。

　　知识产品标准的优势与适用空间权利标准也可以涵盖。比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E专利权，但甲在B、C、D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E专利权，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此时，如果以知识产品标准来解决法定赔偿的适用当然非常轻松，且结果也很公平，但用权利标准来解决也并非不可能。笔者认为，甲应就A、B、C、D产品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为A、B、C、D几种产品上都存在着E专利权，尽管此时权利种类是一样的，但权利的数量是多个，应分别计算。

　　（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

　　正义价值是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并要促进的首要价值目标。法律要保护的就是权利主体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皆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其制定的目的以及保护的价值：法律的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都是在维护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即对劳动者的智力成果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如果其智力成果得不到全面保护，或者受损害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即无正义可言。

杨文革 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死刑/死刑政策/“法务部长”签核权/释宪
内容提要: 伴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和唯一死刑的废除，以及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更加严格审慎，我国台湾地区的逐步废除死刑政策渐趋明朗，司法实践中死刑的判处与执行数量逐年下降，几乎接近事实上废除死刑的目标。但被害人家属要求执行死刑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针锋相对，为各自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最高当局除在死刑废除派与赞成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目前则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从2006年至2009年，台湾连续四年没有执行死刑。此局面如能平稳维持十年，按照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标准，台湾将成为一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地区。但2010年春节后台湾《时报周刊》一篇关于死刑存废老议题的深度报道，却引发台湾政治风暴，导致拒签44名死囚执行令的“法务部长”王清峰去职。[1]面对要求执行死刑的汹涌民意，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于4月28日签下台湾五年来的首份死刑令，两天后，4名死刑犯在高度保密情况下被枪决。这种“突袭式”执行死刑的做法引起各界争议。 [2]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对于台湾地区的死刑热议，大陆刑事法学界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本文试图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以及当前围绕死刑的法律争议进行分析，以期对大陆死刑制度的变革有所裨益。
　　一、台湾死刑制度的演变
　　（一）死刑罪名的演变
　　台湾的“刑法”由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构成，大多是在大陆统治时期制定的。其早期的“刑法”异常严苛，譬如制定于1929年的特别刑法“陆海空军刑法”，处罚极重，单是唯一死刑罪名就多达44个。常有懵懂无知的年轻义务兵因不懂法律，轻易触犯重罪被判处死刑。“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因两岸对峙情势，台湾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经过“立法院”正常程序制定的“刑法”被搁置不用，却以“戡乱”为由，对犯罪适用“惩治盗匪条例”，造成一般人民犯罪也依“惩治盗匪条例”判处重刑，许多社会精英被杀害。 [3]
　　上世纪后半期，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对于各项社会制度相对地要求有所改革，加之大量学者从国外留学返台，欧美人道主义被引入法律制度，“刑法”的修改顺应世界潮流， [4]刑罚开始向轻缓化演变。这些发展变化贯彻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死罪的修改限定。新千年以来，这一变化趋势愈加明显。“惩治盗匪条例”被废除，腐败犯罪和未满十八岁人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犯罪的死刑配置被先后取消。最为重大的变革则是唯一死刑的废除。所谓唯一死刑，即不分情节轻重均判处死刑，法官几无裁量权空间，如有误判，则无法挽回。 [5]新千年之初，台湾仍有绝对死刑，譬如：犯强奸罪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犯海盗罪而致人于死者；犯海盗罪而又放火、强奸、掳人勒索或故意杀人；掳人勒索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等。 [6]经过几年大刀阔斧修订，至2006年12月2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特别刑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及“陆海空军刑法”之唯一死刑罪，完成以相对死刑取代绝对死刑之立法工作，台湾从此没有唯一死刑之犯罪。
　　目前，台湾相对死刑尚有49项，罪名如下：
　　1．普通刑法部分
　　（1）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有：第101条之首谋暴动内乱罪；第103条之通谋开战端罪；第104条之通谋丧失领域罪；第105条之直接抗敌民国罪；第107条之加重助敌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61条之公务员强迫他人栽种或贩运罂粟种子罪；第272条之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第332条第1项之强盗结合罪；第334条第1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8条第1项之掳人勒赎罪。
　　（2）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333条第3项前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34条第2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7条第2项前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第348条第2项之掳人勒赎结合罪。
　　（3）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20条之公务员委弃守地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后段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185之二条第3项之危害损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71条之普通杀人罪；第328条之普通强盗罪；第332条第2项之强盗结合犯罪；第333条第3项后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47条第2项后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
　　（4）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85之一条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333条第1、2项之海盗罪、准备海盗罪。
　　2．特别刑法部分
　　（1）陆海空军刑法之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意图利敌罪；投敌罪；违反职役职责罪；违反部属职责罪；劫持军用舰艇、航空器罪；制造贩卖军用武器罪。
　　（2）妨害国币惩治条例之伪造、变造币券使用罪。
　　（3）妨害兵役惩治条例之结伙持械阻挠兵役罪；公然聚众持械反抗兵役推行罪。
　　（4）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强暴胁迫使人施用毒品罪；公务员假借职务犯上述两罪者。
　　（5）惩治走私条例之走私加重罪。
　　（6）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加重残害人群罪。
　　（7）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之加重强暴性交易罪。
　　（8）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之非法制造贩卖枪炮罪；制造枪炮意图犯罪罪。
　　（9）民用航空法之强暴胁迫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危害飞航安全罪；加重制造非合格航空器罪。
　　上述犯罪，除可处死刑外，还可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二年、或有期徒刑十年、或有期徒刑七年不等。
　　废除唯一死刑，改为相对死刑，使台湾“刑法”更符合现代刑法思潮，并兼顾人权保障，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废除死刑，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7]最为重要的是，唯一死刑的废除，使法官在量刑时有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刑罚，对于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数量的下降，起着重要作用。
　　（二）死刑程序的演变
　　台湾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时于1928年制定的，后经数十次修改，逐步从职权主义转向改良式当事人主义。
　　1967年时，台湾修正“刑事诉讼法”即有意采纳当事人主义，但并不彻底，“实系披当事人外衣之职权主义，即仅具当事人主义之外形，而欠缺其内在之实际。” [8]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缺乏足够保障。在侦查中，警察重自白而轻“物证”。由于刑事司法体系不愿花钱培养法医人才，台湾极度缺乏此类人才，在死刑案件中，子弹专家、指纹专家、法医化学家、法医病理专家及法医血液鉴定专家等法医及科学证据极少呈堂。 [9]加之证据力规范不够严格，刑求逼供之事时有所闻，法院在审理重大刑案时，又常受政策及舆论影响，甚至为杀鸡儆猴而速审速决。 [10]法官也偏好自白证据，一些法官私下表示，“即使被告声称遭到警方刑求，法官却不仔细调查自白是否出于自愿，且不要求检方负起自白出于自愿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案件中，法官拒绝传唤可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被告遭刑求的证人。” [11]尤其“军事审判法”，更是黑箱作业，制造了一些冤杀案件。 [12]有学者批评台湾的死刑法律程序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标准，其死刑制度至少有五大问题：警察办案能力不足、过分重视自白、唯一死刑、缺乏辩护资源、秘密执行死刑。 [13]并得出结论：作为死刑案件来讲，“很遗憾地，台湾的制度、程序并不及格。” [14]
　　2003年，台湾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此次修改，特别强调当事人主义，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传闻证据被禁止，被告人讯问制度被弱化，职权调查证据制度退化，被告人的缄默权得到承认，对证人的询问改采当事人主导的交互诘问制度，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特别保护。尤其“交互诘问制度，则系基于公平裁判之理念，赋予被告对证人之,质问权,，仍是基本人权保障之一环。” [15]随着“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等内容的增加，犯罪嫌疑人主张曾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大幅度减少了。 [16]案件的质量有了质的提高。
　　司法实践中，本着“明案速判、疑案慎断”原则，对于进入审判程序且被告不争执的非重罪案件，运用协商制度，使其快速终结，而使法官有足够时间及精神致力于重大繁杂案件的审理。“ [17]自此，台湾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与其他案件并没有多少区别，但与过去相比，却更为谨慎。”根据近几年死刑案件观察，自其案发后移送地检署侦办，至三审确定入监执行，其所经过时间平均约33个月，为一般案件8、9个月之3、4倍，显示对于该类案件侦审执行过程之审慎，以求毋枉毋纵。” [18]有学者甚至认为，“惟依目前司法程序之慎重，侦查严明，审判周详，尤其对于死刑案件，终审法院每每不厌求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欲判处死刑。且死刑之执行非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之核准不得为之，是以判决确定后仍留有改正之余地。既须经审核，则应改正者当改正之，断无法官错误于前审核者复错误于后之可能。” [19]
　　与其他案件最大的区别是，死刑案件经过三审定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的规定，”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1条的规定，”死刑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再加审核。“死刑执行需经”法务部“令准之立法目的，”系在于对生命权之尊重，使此一经执行即无回复或救济之极刑，得经由最严谨、慎重之机制施行“， [20] “期在对被告为更周密之保护。” [21]
　　但是，“法务部长”批准死刑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质疑的那样，“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批准程序的规定过于简略，难道批准死刑执行与否仅系于法务部长的,一念之间,乎？” [22]实践中也确曾存在过一些草率快速的死刑批准案件。 [23]最终，由于“监察院”的调查，民间团体的催生，“法务部”订定了“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宣示订定本要点的目的是为了“妥慎审核死刑案件之执行，以保障人权”。第二，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于收受“最高法院”发送之死刑案件时，应确认检察官、被告及其辩护人已收受判决书，并审核确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及“赦免法”、“刑事诉讼法”第465条之事由。第三，“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之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第二点之情形以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第四，重申“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之精神，即“法务部”令准死刑案件之执行后，应即函送“最高法院检察署”转送相关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指派执行检察官于三日内依法执行死刑。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法务部”再加审核。如“法务部”重审后仍认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执行检察官应即依法执行死刑。 [24]
　　在过去，“法务部长”对死刑案件的签核只是例行公事，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是，在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确立后，加之几任“法务部长”均持有废死理想，这一环节就成为阻止死刑执行的主要利器。“法务部长”利用签核权力，一再以审核有无再审理由和非常上诉理由为由，暂停死刑执行。2005年1月，鉴于不少死刑犯陆续提出释宪，“法务部”又将释宪列入暂停执行死刑的事由。 [25] 到2010年年初，全台湾因拖延而未予执行的死囚就多达44名。4月30日被“法务部长”批准执行的4名死囚，只是44名死囚中因释宪声请不合法而被大法官会议驳回者，而其他提出释宪声请的40名死囚何时执行，“法务部”表示“将视大法官后续审理情况，再妥适依法处理。” [26]
二、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及司法实践中死刑的演变
　　（一）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
　　1949年5月19日，鉴于在大陆统治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为保住台湾，宣布对台湾实行“戒严令”，一为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为镇压岛内一切反对势力，台湾社会自此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三十多年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台湾经济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变革迹象，最终于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所谓欧美人道主义观念与人权保障观念的引入，台湾刑罚向轻缓化发展，台湾的死刑政策也向限制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方向演进。
　　1990年，台湾“法务部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打算废除死刑，“只是要等到社会条件和民意赞成这样一个动议。” [27]2000年，随着台湾政党轮替，“政府”有意废除死刑。2001年5月，在民进党执政满一年时，时任“法务部长”陈定南曾“豪气地”公开宣誓，要在三年内完成废死。但到他下台都没能废除死刑，在他担任部长期间还批准了三十余名死刑犯的执行令。 [28]
　　废除死刑政策难以推行，与支持死刑民意高企不下密切相关。鉴于此，台湾“政府”暂时放弃死刑“急废”立场，改为“缓废”，即暂不求从立法上废除死刑，而是在实践中尽量少判死刑，少执行、乃至不执行死刑。2008年5月，国民党在失去政权8年后重新执政，在死刑问题上萧规曹随，继续民进党“缓废”死刑的路子。台湾停止执行死刑的2006年至2009年四年间，就横跨民进党与国民党执政任期。2010年3月10日，“法务部长”王清峰不仅表明了自己不会执行死刑的立场，而且还在任内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积极推动死刑的逐步废除。
　　随着王清峰的下台，台湾的死刑政策出现微调，且渐渐明朗。2010年4月15日，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台湾“死刑政策现状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他表示，“关于死刑议题，包含,死刑执行,及,死刑政策,两个层面。由于,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属于不同层面的议题，法务部现采取,分开处理,的立场。,依法行政,为法务部不变的基本立场，经三审判决定谳的死刑案件，法务部定有,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规定死刑案件遇有声请再审、提起非常上诉、声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程序仍在进行中者，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前述事由，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若无前述事由及刑事诉讼法第465条所规定停止执行事由，法务部将依法妥适处理。”曾勇夫强调，“死刑的废除有赖社会法治观念的发展及多数民众的共识与支持。台湾现今多数民意仍反对废除死刑，因此台湾现仍不宜废除死刑。法务部将延续逐步废除死刑之既定政策方向，希望以逐步减少使用死刑的方式，配合死刑替代方案之提出及相关配套措施之规划与落实，凝聚民意废除死刑之共识，达成废除死刑的终极目标，而法务部对于死刑之废除并无时间表。目前应优先推动减少死刑使用、强化被害人保护为近程努力目标。” [29]
　　曾勇夫的报告代表了台湾官方的死刑政策立场，即在“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两个层面之间，暂时搁置后者的推行，而尽量减少对于死刑定谳者的执行，在配套措施推行见效后，实现实践中不执行死刑的第一步目标，夯实废除死刑的基础，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最终实现从法律上废除死刑的第二步目标。
　　（二）台湾死刑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
　　随着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台湾的死刑判处与死刑执行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由于唯一死刑陆续被废除，法官在判决刑罚时有了选择刑种的余地，台湾司法实务上不任意宣判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气氛得以营造，刑罚的暴虐之气得以减少。 [30]以下是台湾近十四年来各罪执行死刑的人数分布。表中的数目均不包括经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讲，台湾早年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难以取得。最近台湾军方透露，已有多年没有军人被判处死刑，最近十多年来仅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枪决两人与一人，目前军事监狱内没有死刑犯待执行。按照现行法律，目前台湾军事审判一、二审为军法审判，第三审则在“最高法院”进行，依据“军事审判法”规定，以及“审核执行死刑案件注意要点”，军人的死刑执行令由“国防部长”签署发布。 [31]
　　表一：台湾近十四年来执行死刑人数统计表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