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的通知

时间:2024-07-07 02:41:3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555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的通知

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政府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的通知


平政发[2012]12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平凉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中 、省驻平各单位 :

  《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和服务,推进殡葬改革,建立殡葬救助保障制度,树立殡葬文明新风,根据《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殡葬管理应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土地、保护环境的原则,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殡仪馆、殡仪服务中心、骨灰堂、公墓等殡葬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列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建立完善殡葬救助保障制度和殡葬管理执法队伍,将殡葬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发改、国土、住建、卫生、公安、交通运输、环保、宗教、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城市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及其他特困人员提供基本殡葬免费服务。免去部分费用由本级财政负担。

  第七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口、交通、土地、设施配置和群众接受程度等因素,提出本辖区内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划分意见。市人民政府根据县(区)人民政府的意见,提出划定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每5年调整一次。

  第八条 有关部门、单位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倡导文明、环保、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

  第二章 火葬与土葬改革区的划分

  第九条 全市设三个火葬区,即:平凉火葬区、华亭火葬区和静宁火葬区。

  (一)平凉火葬区

  平凉火葬区范围包括崆峒、泾川两个县(区)的3个街道办事处、2个乡(镇)的16个社区、8个行政村。

  其中:崆峒区火葬区范围包括东关、中街、西郊3个街道办事处的解放中路、解放北路、宝塔、兴合庄、东大街、新民路、万安门、南河道、广成、广场、西门口、二天门、三天门13个社区(包括中央、省驻平各单位,市、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柳湖乡的泾滩、保丰、柳湖、天门行政4个村。

  泾川县火葬区范围包括城关镇的3个社区和4个行政村,即:东街、北街、南街3个社区,甘家沟、土窝子、杨柳、水泉寺4个行政村。

  (二)华亭火葬区

  华亭火葬区范围包括华亭、灵台、崇信3县6镇的23个社区、7个行政村。

  其中:华亭县火葬区范围包括安口镇、东华镇、西华镇的15个社区、2个行政村。即:东华镇的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南新街、东关、梅苑、华亭煤矿、华煤机关8个社区,安口镇的瓷市街、正街、东大街3个社区;东华镇的东峡、东华、西关3个社区,西华镇的上亭社区和龚阳、刘磨2个行政村。

  灵台县火葬区范围包括中台镇的4个社区和2个行政村。即:东大街、西大街、城东、城南4个社区和城关、南店子2个行政村。

  崇信县火葬区范围包括锦屏镇、新窑镇的4个社区和3个行政村。即:锦屏镇的东街、西街、滨河路3个社区和新窑矿区工业开发管理委员会,锦屏镇的东街、西街、梁坡3个行政村。

  (三)静宁火葬区

  静宁火葬区范围包括静宁、庄浪2县2镇的8个社区和10个行政村。

  其中: 静宁县火葬区范围包括城关镇的5个社区和4个村,即:北环路、庙川、阿阳路、人民巷、东城区5个社区和西关、新城、东关、南关4个村。

  庄浪县火葬区范围包括水洛镇的3个社区,即:东街、西街、北城3个社区,东关、西关、王庄、李庄、贺庄、何马6个行政村。

  第十条 除以上规定的外,崆峒区、泾川、华亭、灵台、崇信、静宁、庄浪七县(区)其余乡镇(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第三章 丧葬管理

  第十一条 公民在实行火葬的地区死亡后,应当就近实行火葬。在土葬改革区内,死者生前遗嘱或者死者家属要求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

  第十二条 正常死亡的遗体火化,应当向殡仪馆提供医疗机构、公安机关、街道办事处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殡仪馆依据死亡证明进行火化,出具火化证明,建立遗体火化档案。

  非正常死亡和无名、无主的遗体火化,应当依据县(区)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办理。

  第十三条 死亡者的遗体应当及时火化,需要延期火化的,遗体存放殡仪馆的保存费用由申请延期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四条 推行和鼓励运用树葬、草坪葬、花葬、壁葬、骨灰存放、撒骨灰等绿色节地的方式处理骨灰。

  申请骨灰寄存或者葬入公墓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无名无主遗体火化后,2年内无人认领的骨灰,由殡仪馆作深埋处理。

  第十五条 土葬改革区内已建有公墓区、集中安葬区的,应当将遗体安葬在公墓区、集中安葬区。

  第十六条 患传染病死亡人员的遗体,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有关规定处理。

  国(境)外人员在本市死亡的,其遗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重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遗体依照国家及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公墓区管理

  第十七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需求,在中心城市区和县城区积极推行火葬,提高火化率,逐步改造或新建火葬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兴建经营性公墓。

  第十八条 公墓建设应当选用荒山荒坡、非耕地或者不适宜耕种的贫瘠地和滩地建造。

  在下列区域内禁止建造公墓:

  (一)耕地、林地;

  (二)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水库、湖泊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

  (五)通讯光缆、天然气和输油输水设施两侧;

  (六)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建造公墓的区域。

  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九条 公墓内埋葬骨灰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15平方米;公墓内埋葬遗体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8平方米。

  公墓绿化面积不得少于墓地面积的30%。

  第二十条 建设经营性公墓由建墓单位向县(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民政部门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并经同级人民政府及市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民政部门批准。

  申请建设经营性公墓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土地使用证或者林地转换使用批件;

  (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五)公墓四址范围图、公墓平面设计图;

  (六)其他有关材料。

  经营性公墓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提取不低于墓穴销售总额百分之十的资金,作为公墓维护管理费用,单立账户,专款专用。

  第五章 集中安葬区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积极推进殡葬改革,在乡镇农村土葬改革区内逐步建立集中安葬区,根除乱埋乱葬现象。

  第二十二条 集中安葬区是为居住分散的行政村、自然村村民死亡提供骨灰或者遗体安葬的公用性墓地。

  建立集中安葬区,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代表充分协商、共同选址,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县级民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集中安葬区面积应当根据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人口数量、居住情况合理划定。

  村民死亡后,应当进入公墓区、集中安葬区安葬。不愿意进入公墓区、集中安葬区安葬,可采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葬法。

  公益性墓地和集中安葬区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和提供他人进行牟利;公墓墓地、穴位和骨灰存放格位不得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不得违规预售。

  禁止在承包耕地埋葬遗体,禁止恢复宗族墓地,禁止新建家族墓地。

  第六章 殡仪服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制定新建、改建、扩建殡仪服务设施的规划。

  第二十五条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县级人民政府和市民政局审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建设殡葬设施。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应设立专门的殡葬管理执法机构,隶属于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本辖区内的殡葬执法及丧葬管理。

  第二十七条 殡仪馆建设选址,应当在城区下风向,火化设施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并与居民聚居区保持合理距离;其他殡仪服务设施建设选址以方便群众祭奠活动为宜,服务设施和功能应当齐全。

  第二十八条 殡仪馆的火化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禁止选用耗能高、污染大的火化设备。

  遗体运输车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应的卫生条件。

  第二十九条 殡仪馆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妥善保管火化遗体,不得错化遗体或者丢失遗体及骨灰。

  第三十条 运输、冷藏、火化遗体和骨灰寄存等基本殡葬服务项目收费按照财政、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执行。其他殡葬服务项目应当明码标价,由丧属自愿选择。

  第三十一条 经营性殡仪服务机构应当经县(区)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方可开展殡仪服务活动。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医疗机构设立祭奠场所。

  第三十三条 殡葬行业特有工种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并达到相应的技术技能。

  第七章 丧事活动和丧葬用品管理

  第三十四条 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影响公共卫生,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严格控制使用明火,禁止在城区街道抛撒冥币等不文明行为。禁止焚烧、摆放不易降解、污染环境的祭祀用品。

  第三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丧葬用品,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申领营业执照。

  禁止生产、销售不文明、不健康、不环保的丧葬用品。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三十七条 拒绝、阻碍、侮辱、殴打殡葬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殡葬管理和殡仪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收受财物、刁难丧事承办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原《平凉市殡葬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接受外国研究学者入中国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有关规定

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接受外国研究学者入中国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有关规定

1985年8月10日,国家教委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欢迎外国研究学者来华从事某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以达到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人民之间友谊之目的。
二、本规定所指的外国研究学者,是指到对外开放的中国高等院校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他们的学衔须是或相当于教授或副教授,或已取得博士学位来华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人员。
三、外国研究学者来华,一般应纳入政府间交流计划(校际交流协议除外)。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安排根据政府间交流计划或其它专门协议到中国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安排到高等院校以外的机构中进行研究的学者。
四、申请程序
国家教育委员会将根据有关协议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或外国有关派遣部门或个人发送“外国研究学者入中国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申请表”。申请者至少应在来华前四个月填写并送交中方。表格一式两份,一份送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一份送所申请前往的中国高等院校。具体事宜可由派遣方或申请人与中国有关的高等院校直接商洽。
中国高等院校决定接受事宜。一经同意,中国有关的高等院校将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邀请,国家教育委员会将发出签证通知。报到后,由学校发“外国研究学者证。”
五、费用
1.自费研究学者每月须交研究费,其金额为相当于300美元的外汇人民币(按缴款日中国银行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折算)。不足半月者以半月计,超过半月不足一个月者按一个月计;若每月300美元不足以支付研究所需费用时,研究学者需按接待单位规定,加付研究费用。此外,研究学者在华食、宿、交通、医疗、资料复制、外出考察旅行等各项费用,均由本人负担。
2.按有关协议免交研究费的自费研究学者,要自行负担在华食、宿、交通、医疗、资料、复制、外出考察旅行等各项费用。对超出每月相当300美元外汇人民币研究费的,其超出部分也应由本人负担。
3.按照有关协议,应由中方招待的研究学者,免收研究费和在校单间住宿费、医疗费、与学术活动有关的市内交通费。并由中国有关院校每人每月发给250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和零用费;在华期间每人发500元人民币的学术考察旅行费,由本人掌握使用,对超出500元人民币学术考察旅行费用的部分及资料复制费、随行家属的一切费用,均由本人自理。
六、外国研究学者来华应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和法令,遵守接待单位的有关规定,尊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
七、外国研究学者应选择一所处于开放地区的中国高等院校为其研究地点,在华期间一般不再变换。若确因专业需要到其它单位或地点进行研究或考察时,则由接待院校和该研究学者本人另行商定计划。
八、外国研究学者要向有关的接待院校提交研究计划,在接待院校的同意下,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计划确定后,一般不再改变。在研究工作结束后,应向接待院校提交简要的研究报告及带出的资料目录。符合接待院校和中国海关规定的资料可以带离中国。
外国研究学者进行独立科学研究时,若需中方科研助理人员协助,须在申请时提出具体要求,由中方选派,并与接待院校商定中方科研助理人员的工资标准,由派遣方或学者本人向有关院校支付。在发表成果时,应说明中方科研助理人员所参加的工作。
九、外国研究学者的研究或考察活动,只能在开放地区进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有关院校不安排去非开放地区进行这些活动。现场考察活动,一般每半年可安排两周左右。
十、如外国研究学者要求提供资料,应向接待单位提出,根据中国政府法律和有关部门规定办理。
十一、外国研究学者须能以汉语为工作语言,中方不负责配备翻译人员。
十二、外国研究学者来华,一般住旅馆。经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同意后,也可以在院校内食、宿。在有关口岸入境后,中转去研究地点时,由派遣方或学者个人自行安排中转的食宿、交通等事宜。
十三、外国研究学者来华,以不携带家属为宜。若家属来华,中方不负责安排他们的工作、入学,以及小孩的入托等事宜。
十四、按其它协议来华讲学、短期参观访问或专门进行合作研究的外国学者,以及按照校际交流协议前来中国有关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外国研究学者,不属本规定之例。他们来华后的安排及费用标准按有关协议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