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法治困境的合理解读

孟琳 华佳


　　一、困境分析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一直以来中国农村依靠的是熟人社会的宗法以及村干部的权威等形式去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一位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谈过“中国不缺少经济学，缺的是法律”，可见法律在中国的重要性。我国农村一般都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差的地区，通常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先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然后才会有其他的诸如法律意识、社会结构等因素的考虑，因此我们在分析农村法治的困境时，首先从经济方面去解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指定了许多法律，为经济建设给予了良好的制度支撑，然而这些制度一直都无法在农村很好的实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法的收益小于成本。首先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成本与收益是经济学考虑的重点问题，在实行法治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因为人都是社会经济人，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会对成本和收入进行一番盘算，如果守法的成本大于收益，则必然会选择其他途径解决问题。我国农村面积广大，居住较为分散，村民的接触面也相对狭窄，通常发生的纠纷在群族邻里之间，彼此之间熟悉，而且可能有一定的连带关系。“熟人之间一般不需要法律，或者需要很少的法律”。因此村民之间诉诸法律会承受相当大的社会成本，而其承受的其他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在成本与收益权横之间，村民往往选择眼前成本小的非诉方式。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相应财产制度的缺失，往往导致许多农村土地的不稳定性，甚至公权力的滥用，影响了法律的权威。从自然经济和计划发展而来的农村经济自然缺乏市场经济生存的土壤，即使政府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我国农民所具有的非市场个体性限制了其成为“契约”的一方主体；以其他的诸如血缘、宗亲等关系为基础的建立的社会关系，抑制了中国农村的法治化。通过以上简单的解析，我国农村实现法治化存在的生产力、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困境整体影响了农村法治的建设，使农村法治成为我国法治的桎梏。

　　法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潜于人内在的隐文化和嵌于社会外在的显文化。隐性法文化是指人们的法律思想、意识。其包括不同的层次内容，法律意识应是主要的表现层次。法治社会需要人们不仅要守法，而且应该从这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发展到运用法律主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尤其缺乏。显性文化则表现为法制制度，法律实施和法律组织等。我国相继制定了一些治理农村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与深根于农村的潜规则往往会发生冲突，进而会影响其效力。于此同时我国有关农村的法律又以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形式出现的较多，层次较低。这些法律制度不能一次性改变隐性文化层面的潜规则，需要经过多元、长期的竞争反复，不断的博弈，使这些法律制度获得正当性的认可，并被农村社会所遵守。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与潜在的隐性文化相吻合则会导致法律正当性的否定。从另一个层面看，法治化还需要司法的独立，法律组织的的健全、相应拨款支持运作、这些必然影响法院审判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使农村法治文化的生长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挟持，导致其从内、外两个层面上走入文化困境。

　　二、解决方略

　　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应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作好法制的实施工作，力求走出农村法治的困境，从而建立农村法治社会。

　　（1）农村法治的重要主体是农民，也是农村法治实现基础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创造了村民自治、依法治村这种种适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管理形式，使中国农村逐步由“政治秩序”向“法律秩序”取向转变。农村法治与其他建设一样，没有农民的参加是不可想象的。实践中我们应按法治的标准要求，在提高农民教育水平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不断培养其法治主体意识，增加其法治主体的知识，强化其法治主体的能力。

　　（2）建立法治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和社会和谐，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即使政府强力推行效果也是暂时的。经济基础、现代文化对农村法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和谐对法治社会建设亦是至关重要的。这四个基础是相互的，其中以经济基础为起点，以社会和谐为落脚点，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3）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定的机制维护，法治社会更是如此。首先，约束政府权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其权力即便是由法律授权也需要由法律来限制，同时政府又为法律提供强力支持，政府必须为全民树立守法形象，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农村还有村干部问题，村干部某种程度代表政府和法律的形象，必须提高村干部的法律意识。其次，坚持司法独立，完善司法制度，法治社会里只有坚持司法的独立性，才能保护法律的公正、公平。为保证司法独立，维护法律权威，提高司法效率，对农村基层司法组织的合理构架是必需考量的问题，一些如巡回法庭，临时法庭的措施可进一步完善实施。最后，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法律监督包括司法对其他机构的监督，也包括外部对司法监督，还需相应的社会监督。

　　农村法治化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实现和谐社会要求我们从社会整体和城乡差异的实际探寻走出农村法治实施的困境途径。期望更多的人能关注并参与到中国农村法治进程中来。




孟琳 华佳，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任职。

中国政府 韩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本着继续和扩展双方现存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考虑到双方对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双方对扩大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双方对扩大和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范围内合作的意愿；
　　考虑到两国都是机构的成员国；
　　考虑到两国都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的缔约国；
　　强调双方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仅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两国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并遵守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承诺，发展双方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第二条　根据本协定，双方合作的领域可包括：
　　１．与和平利用核能有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和开发；
　　２．核电站和研究性反应堆的研究、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
　　３．用于核电站和研究性反应堆的核燃料元件的生产和供应；
　　４．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管理、贮存和处置；
　　５．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及其在工业、农业和医药中的应用；
　　６．核安全、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
　　７．核材料控制和实物保护；
　　８．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领域。

　　第三条　本协定第二条中规定的合作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１．交流和培训科技人员；
　　２．交流科技信息和数据；
　　３．组织专题讨论会和研讨会；
　　４．提供核材料、低浓缩铀、材料、设备和设施；
　　５．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６．联合研究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７．建立联合工作组，开展专项课题和项目的研究和开发；
　　８．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四条
　　一、为促进本协定下的合作，双方应在各自管辖范围内酌情鼓励双方之间或其授权的实体之间达成实施安排，以确定特定合作计划和项目的条件、后续程序、财政安排和其他合适的事项。这种实施安排应依照双方各自的法律和规章予以完成。
　　二、为本协定的目的，“实体”系指任何个人、公司、合营公司、商行、协会、托拉斯、财团、公共或私人机构、团体、政府机构或国有公司，但不包括本协定的双方。

　　第五条
　　一、可按第四条提及的专门安排进行信息交流。这种交流应遵守以下原则：
　　１．如一方的实体在信息交流前或交流中没有书面指明该信息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可将接受到的信息转让给该方境内的其他实体。
　　２．如一方的实体在信息交流前或交流中已书面指明该信息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应保证未经本段开头提及的一方的实体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交流的信息或通过联合研究或开发获得的信息公开或转交给按照本协定无权接受信息的第三方。
　　二、双方应促使各自参与合作的人员相互通报所交流信息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的程度。双方可以按照本协定参与信息的转让，此种事情不应构成双方的任何一方对信息的正确性或适用性承担责任的任何依据。

　　第六条
　　一、根据本协定开展的合作应只用于和平目的。
　　二、根据本协定接受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和设施以及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不应用于发展或制造任何核爆炸装置或用于任何军事目的。
　　三、为确保遵守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双方应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提请机构对根据本协定接受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设施以及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实施保障监督。
　　四、“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设施”和“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的定义载于本协定之附件一和二中。

　　第七条
　　一、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预防措施，保证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在本协定第六条中提及的各物项仅由被正式授权持有这些项目的实体掌管。
　　二、双方应在各自境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设施和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的安全。
　　三、对核材料，双方应采用附件一（７）指明的“机构建议”中规定的实物保护级别。

　　第八条
　　一、本协定第六条所述物项只有经双方事先磋商并一致同意后才能转让给第三国。
　　二、如果作这种转让，双方应确保第三国至少遵守以下条件：
　　１．仅用于和平及非爆炸目的；
　　２．对转让的物项实施机构的保障监督；
　　３．未经本协定双方的事先同意不得转让给其他国家；
　　４．实施本协定第七条规定的适当的实物保护。

　　第九条　应任何一方要求，双方代表应举行会晤和磋商，以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或研究执行中产生的问题。

　　第十条　双方应就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举行磋商，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对本协定尤其是其第五、六、七和八条的遵守。经双方同意，可邀请机构参加这种磋商。

　　第十一条　双方在各自作为当事国的任何国际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均不受影响，但双方得尽量防止这些义务妨碍本协定的正常执行。

　　第十二条　本协定应自互换确认各自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需之国内法律程序的外交照会起三十天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十年。如果在本协定有效期终止至少六个月前，没有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类推。

　　第十三条　本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随时进行修订，任何这种修订案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生效。

　　第十四条　在本协定被终止的情况下，只要任何一方没有通知终止，第四条中所述的安排都应继续有效。在任何情况下，第五、六、七、八、十和第十一条的规定都将继续适用于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和设施。

　　第十五条　第六条提及的附件一和二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汉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韩国文和英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发生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附件一、二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大韩民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陈锦华　　　　　　　　　　　韩升洲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