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超时服务损失费请求是否予以支持

2002年3月5日，原告段某在被告的某邮政储蓄所开户，并办理了储蓄存款和相应的储蓄卡，而邮政储蓄和建设银行联网，储蓄卡可以在建行通存通兑，段某也曾持卡在建行取过钱，从未出现过问题。2002年4月14日，段某持卡在建行储蓄所存入1000元现金，5月1日段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存入5000元，均打印在段某持有的存折上。2002年7月6日段某持存折（没提交存款凭证）到该邮政储蓄所支取存款时，该邮政储蓄所只告知段某中其中4月14日的1000元不能支取，因为建行方面出现问题。事后才告知段某的1000元系无效存款，诉讼中，该邮政储蓄所和建行储蓄所出具了2002年4月14日段某的帐户上没有存入1000元的《证明》一份。段某在多次交涉仍取不到款的情况下，遂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被告邮政储蓄所赔偿其存款1000元，并按该邮政储蓄所公开承诺的“办理一笔储蓄存取款业务，从受理用户开始，票面100张以内存款限时4分钟，取款限时5分钟处理完毕，每超一分钟赔偿用户等候费1元”，赔偿超时服务损失费21600元。合议庭对段某出示的存折上载明的内容（因双方无争议）予以认定，但对本案如何处理发生分歧，产生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段某的1000元存款无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邮政储蓄和中国建设银行联网是事实，段某可以在邮政储蓄所存款，也可以到建行的储蓄所存款，但段某2002年4月14日在建行存入的1000元没存入到自己的帐户上，系无效存款。按段某出示的存折上载明的《储户须知》第6条规定：储户办理异地存取款业务时，请妥善保存《储蓄存款凭证》，并与存折记录一起作为办理异地存取款业务依据。根据邮政部司发文邮政业（1997）291号“关于印发《邮政储蓄业务计算机处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第十六条（三）款4项（3）目的规定：在异地续存，营业员都要将凭证第一联交与储户。故，段某在存款1000元时已收到存款凭证，若能出示该存款凭证，对证实这1000元存款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若举不出，则认定原告段某举证不能。况且导致本案发生的原因是网络出现问题，致使原告段某的1000元存款从建行储蓄所传输到省绿卡中心途中丢失，使省绿卡中心的电脑帐上无此笔存款。网络出现问题，系不可抗力事由，邮政储蓄所应免责。鉴于1000元的存款无效，谈超时服务费的赔偿，就缺乏基础。故索要超时服务费缺少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段某的1000元存款有效，邮政储蓄所应返还1000元存款及利息，并由法庭酌情确定段某应得的超时服务费数额。按邮政储蓄行业部门规定：储户在办理异地存款业务时，储蓄所都会将邮政储蓄存取款凭证交于储户，作为储户具有存折同时又具有存取款凭证，当然很充分地说明存取款的真实性。但是储户只提供存折未提出存取款凭证，也可以证明储户存取款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当事人以存款合同为主要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是一般存单纠纷案件，故，本案属一般纠纷案件，对一般存单纠纷应就存单（存折）的真实性和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作为定案依据。在现实存取款业务中，储蓄机构要求储户提供存取款的依据只有存折，没有要求储户提供存取款凭证。办理存取，只须存折以及存折延伸的储蓄卡作为储户一般都形成存折就是存取款的唯一依据，保留存折是储户的唯一义务的意识，忽略了保留《存款凭证》。故作为储户只要提供存折，其证明存款关系真实性的证明 责任已经完成，被告应对存款关系不成立负举证责任。要求储户既要提供存折，又要提供《存款凭证》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的。所以，不能以原告提供不出存款凭证就否认原告存款1000元的事实。原告段某所出示的存折是储蓄所出具的，对存折上载明的内容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该存折证明了邮政储蓄所和段某间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存折系书证，就其证据效力，当然大于被告自己作出的《证明》，故，存折已客观地证明段某于当天存入1000元到自己的帐户上，原、被告间的存款关系成立。至于网络出现失误，致使省绿卡中心的电脑帐上无该笔存款，那是被告邮政储蓄所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和原告段某无关，按过错责任原则，其责任应由被告邮政储蓄所承担。关于“超时服务损失费的问题”，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考虑，被告在其营业大厅的宣传栏上公开的“限时服务，超时赔偿”系向每一位储户进行的公开承诺，属于《合同法》规定要约邀请，只要原、被告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成立，该要约条件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但被告承诺的“限时服务，超时赔偿”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因营业人员原因延误服务时间，服务质量差而才承担赔偿，不是指因发生纠纷造成存取不能而超时赔偿，发生纠纷后的超时服务费不予赔偿。但在未证明发生纠纷之前的超时服务，应当按承诺赔偿。同时，当能证明纠纷已发生时，原告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怠于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造成的超时服务以外的其他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邮政储蓄所一开始并未告知原告段某不能支取的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119条应酌情确定超时服务赔偿的数额。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确认原告段某1000元存款有效，但对其索要“超时服务”赔偿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超时服务损失费”的问题，被告承诺的目的在于促进单位职工提高营业工作效率，惩罚懒惰，消极怠工人员，承诺的内容是指在正常进行的储蓄业务中，因营业员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储户等候，所应承担的赔偿超时服务的损失费，而本案的实质是由于网络的原因，致使省绿卡中心的电脑帐和建行的帐不一致，属于储蓄纠纷范畴，不属于承诺的内容。并且原告索要超时服务赔偿费也无法律依据；对原告而言也没举出损失的赔偿依据，并未对原告造成损失，依照公平原则，对索要“超时服务损失费”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兰 平

新时期法官教育的新任务
任鸣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意见》。这是最高法院在世纪之交之际，为适应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发展，为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我国今后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战略及各项重大工作任务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重要步骤，关键就是要使全国各级法院和法官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所谓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就是全国各级法院和广大法官面对国家发展的新的形势，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即要把思想认识切实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认清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形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我国加入WTO后的形势发展变化，调整好法院工作布局，加强对各项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对法院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搞好法院工作的必要前提。有了对形势和任务全面、正确的认识，才能有正确的措施：加快审判方式、审判组织、审判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努力解决法官素质、司法水平和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加强对涉外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工作，进一步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人民法院工作能否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能否以公正、高效、廉洁的形象为改革和社会发展服好务，能否抓住历史契机，实现历史性转折，关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秉公执法的法官队伍。最高人民法院为落实新时期法院任务已明确提出了具体措施，现在需要的就是依靠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去具体落实，切实保障新时期法院任务的贯彻执行。可以说，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当前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摆在了法院工作日程上来。为此，《意见》中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一是要着眼于培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进行用人制度改革；二是要强化法官自律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监督；三是要抓好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做好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知识准备；四是要抓住关键，搞好各级法院领导班子建设。无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保证法官高素质，加强法院队伍建设而采取的有力手段。但是，分析我们现有法官队伍的现状，提高法官素质是难点、是关键。所以，无论从近期还是从长远看，建立起一个科学、有效的法官教育培训体系，从根本上保证法官队伍高素质的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全面落实《意见》中关于法官培训的精神，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官培训方式，迫在眉睫。从1985年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的建立，到1988年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的成立，我国法官教育培训走过了从学历教育为主到对在职法官培训十几年的历程。1997年国家法官学院的成立，更标志着法官教育培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目前仍处于探索时期。随着2001年法律业大在全国范围内的结束，以大专学历教育为主的法官教育将告别历史舞台，当前及今后的法官教育培训将全面从学历教育转向岗位型、素质型法律教育。因此，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和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新需要，法官教育培训也要抓住契机，因势而变。应充实力量加强对法官培训体系的总体研究论证，科学规划，明确任务，尽快结束目前法官教育培训存在的“无序”状态，逐步建立起一套法官教育培训的科学体系。
　　21世纪将是人才竞争的世纪。如何造就大批高素质的专家型法官人才，就是给新时期法官教育培训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
　　法院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现在，该是自己给自己压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