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残疾人联合会


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厦门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厦财社〔2006〕56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厦门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办法》（厦府〔2006〕126号）文件的要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具体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现将《厦门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00六年十月十六日





厦门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管理办法



根据《厦门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办法》（厦府〔2006〕126号）文件的要求及有关规定，为了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的使用管理，提高保障金使用效益，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保障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向未达到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征收的，专项用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的政府性基金。

第二条 保障金的使用管理原则

（一）收支平衡的原则 保障金预算编制必须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

（二）专款专用的原则 保障金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不得挪作它用；

（三）务实、效益的原则 残疾人就业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障金的使用，必须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改善残疾人生产生活环境和提高参与社会生活能力；

（四）公平、普惠的原则 保障金使用必须体现公平公正性，凡是符合保障金扶助条件的残疾人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

第三条 保障金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保障金的使用管理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其使用情况应接受审计等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二章 保障金使用范围

第四条 补助残疾人参加职业培训与教育

（一）经残疾人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残联及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认定(下同)，参加职业培训、行业培训、特殊技能培训及种养业、家庭副业实用技术培训的费用补助；
（二）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并进行各类岗位技能培训的经费补助；

（三）补助和奖励残疾人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为提高素质实现就业所接受教育的相关费用。

第五条 用人单位为安排残疾人就业所需设施、设备的购置及改造费用补助，主要对为方便残疾人就业，改善残疾人工作环境的无障碍设施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经费的补助。

第六条 用于扶持残疾人就业方面

（一）对残疾人自谋职业、残疾人集体从业、从事个体经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家庭副业等自主创业项目的银行贷款贴息补助；

（二）对政府投资开发或社区开发的公益性就业岗位、企业为安排残疾人所开发的特殊就业岗位安排残疾人给予的工资性补贴支出；

（三）对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和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企业或组织的扶持、补贴、奖励；

（四）对在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考核奖励。



第七条 用于残疾人社会保障方面

（一）对低收入残疾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补助；

（二）对重残而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监护人的残疾人进行生活救助；

（三）对残疾人因重大疾病、突发事件造成的生活困难实施救助；

（四）对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用的补助；

（五）对经合法鉴定机构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参保居民，参加厦门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个人需缴纳费用的补助。

第八条 用于与残疾人就业的有关方面

（一）扶持、补助为恢复或补偿残疾人劳动就业功能而开展的残疾人“脑瘫”、“开智”、“启聪”的治疗、“抢救性训练”等有关费用；

（二）补助为恢复或补偿残疾人生理功能实现残疾人劳动就业所实施的“助视”、“助听”、“助行”、“矫治”、“复明”等项目有关费用；

（三）对残疾人就业指导、推荐、招聘、派遣、残疾人状况调查、体检、评估、鉴定及其他直接用于残疾人就业工作的经费开支，对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经费补助；

（四）委托地税部门征收保障金的相关征收业务经费。

第九条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其他方面

（一）支付安排残疾人就业及与残疾人就业有关的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和添置相关设备器材费用；

（二）补充残疾人福利基金，主要用于残疾人扶贫、救助、救急和残疾人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建设经费；

（三）落实市委、市政府安排的为残疾人办实事的项目经费；

（四）经同级财政批准用于促进残疾人事业的其他方面开支。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条 保障金的使用必须纳入年度各级财政预算，严格按照预算程序，通过预算呈报和审批后下达使用预算。

第十一条 保障金的使用必须有明确的项目任务。各级残联应根据残疾人事业发展计划及年度工作任务，做好项目安排，组织好保障金预算编制。

第十二条 保障金的重大开支项目应进行可行性、经济性、效益性分析论证和项目审批；保障金使用项目涉及按规定须进行招标、审价和政府采购的，应严格按规定进行招标、审价和政府采购；涉及按规定须由国库统一支付的，应通过国库统一支付。

第十三条 保障金预算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追加预算或进行项目资金调剂的，须报经同级财政按规定程序批准。

第十四条 各使用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保障金，严格执行保障金预算。任何单位未经规定程序批准，不得变更支出用途，不得截留、挤占、平调、挪用保障金。

第十五条 各使用单位应建立保障金使用档案，自觉开展保障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和评价工作，并将保障金的使用情况定期呈报同级残联和财政部门检查监督。

第十七条 残联和财政部门应加强对保障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定期开展使用情况的审计跟踪和绩效考评，督促使用单位管好用好保障金。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给予严肃查处；对违反本办法的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6年6月1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和市残联负责解释。


　　犯罪被害人是生命、 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在刑事诉讼法中，犯罪被害人通常被置于控诉人或证人的地位，对犯罪事实、 加害人的情况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和结果以及被害人拥有哪些权利等情况都不甚明了，没有被赋予相应的知情权。而且在损害赔偿上，除了提起民事诉讼之外，对被害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救济措施。 由于受民事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所限，被害人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 不仅如此，在司法机关侦查起诉阶段和诉讼过程中，被害人还可能因警察反复的侦查、调查活动，公开审判时因其证人身份而受到被告方辩护人的质问却无法提出自己主张等状况受到二次伤害，甚至像强奸、猥亵罪等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在其后的生活中还可能遭到来自社会的种种非议而产生心理压力，造成精神障碍等第三次伤害。因此，刑事司法程序中赋予被害人相应的诉讼权利，使其有机会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获得救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意义所在。
一、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历史沿革
20 世纪 60—70 年代，欧美各国依据被害人学的观点和主张，开始实施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学的学者们认为，如果国家对犯罪被害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不仅可以抚慰被害人的情感，而且有利于使罪犯受到以回归社会为目的、 而非简单复仇主义的刑事处罚。[1]1959 年，英国内务部在其发表的 《犯罪白皮书——改变社会面貌的刑事政策》中，首次承认了对犯罪被害人地位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并支持将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义务化，因为其未能及时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而导致犯罪被害人受损。 1961 年，英国成立被害人补偿制度探讨委员会；1962 年该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持引入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报告；1964 年 3 月，内务部向议会提交《犯罪被害人补偿计划》并获得通过。
英国关于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西兰、美国、奥地利、芬兰、德国、荷兰和法国等纷纷效仿，先后率先颁布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国家对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人身和精神伤害进行补偿的制度。[2]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欧洲各国在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对被害人的保障范围，确认了被害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如荷兰和希腊的被害人可审查公诉人的决定并有权要求公诉人停止对某个案件继续提起诉讼；法国等国家则允许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提起民事诉讼并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庭审，还有权在法庭上进行讯问。即使被害人未提出独立的民事诉讼请求，一些国家也允许被害人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庭审。 如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 1985 年，第七次联合国防止犯罪会议中通过了 《关于犯罪被害人和权力滥用受害人司法基本原则宣言》，要求各国应在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同情被害人的遭遇的前提下，为被害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学和社会援助。与此同时，以英国和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各国民间组织也开展了对刑事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实质意义上的支援，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也迅速开展了确立被害人的地位、 保护犯罪被害人并给以相应救济等活动。
二、域外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
（一）英国
英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民间被害人支援组织要求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注目。 1990 年，英国第一部被害人宪章的制定（1996 年修订），使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得以改善和扩大。然而，由于宪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英国法律制度中只规定了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及赔偿命令等经济补偿措施，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因此，1996 年修订后的新被害人宪章赋予被害人从警察和司法机关处获得侦查、起诉阶段案件进行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理情况、公开审判的期日以及结果等信息的权利。对于虐待儿童等特定犯罪的被害人，还要求由经过特别训练的警察负责相关侦查、起诉等工作。 另外，新被害人宪章中考虑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分时被害人的利益问题，允许在一部分地区试行被害人在侦查、起诉阶段向有关机关提交意见书的提示制度。在公开审判阶段，对侵犯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犯罪行为，法院可以发出损害赔偿命令，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为了防止加害人在获释期间再次对被害人造成伤害，1994 年英国还设置了“帮助热线”，使犯罪被害人在得知加害人将被释放时，可以直接与监狱长通话，向狱长陈述其对加害人被释放的不安情绪。
民间组织对被害人的支援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国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被害人支援组织（Victim Support，VS）诞生于 1970 年，主要致力于支持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活动以及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等。VS 在政治上处于中立地位，与英国政府及司法机关保持着密切和良好的关系。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其运营资金基本由政府负担，每年运营资金总额超过 1000 万英镑。VS 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侦查、起诉阶段介入被害人的案件和对其提供法律帮助；公开审判阶段以证人身份出庭，在审判过程中为被害人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等证人服务。
（二）美国
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支援强奸等性犯罪被害人的女性运动和要求对性犯罪进行严厉惩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改善被害人诉讼地位和作用，美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被害人补偿活动以及被害人支援活动。 后来，随着犯罪被害人的需求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开始探讨犯罪被害人参与司法体系的必要性问题。
1982 年，美国设立关于犯罪被害人总统咨询委员会，专门从事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的研究。 1982 年委员会发布犯罪被害人最终报告书，对被害人权利问题提出了 68 项建议。至 1998 年，不仅美国所有州都制定了犯罪被害人权利法，而且其中 29 个州还在以宪法命令的形式强化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多数州的权利法典中都规定，应在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并对其心存同情的前提下告知被害人案件情况、 审问及审理期日等情况；对被告人作出量刑以及假释决定时，被害人得通过影响性陈述向法庭表达其量刑或假释方面的意见；以及被害人有权从有罪罪犯处获得赔偿的权利。[3]
（三）日本
日本对被害人的支援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立法运动。 虽然之前由犯罪被害人的亲属构成的消灭杀人犯罪亲属会和被害人补偿制度促进会等组织也曾就刑事赔偿制度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进行过提案，但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时人们对被害人的关注较少，学界也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在强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上。 直到 1974 年“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才开始关注对被害人的救济制度。[4]1980 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对犯罪被害人等的给付金支付法 》；[5]日本警察厅于1997 年建立了被害人联络制度；检察厅于 1999 年建立被害人通知制度。 在立法层面上，2000 年 5 月制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规定了被害人的意见陈述权和取消性犯罪追诉期间等。 同时，民间支援团体在 2000年 4 月成立了犯罪被害人咨询室和社团法人被害人支援都民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精神援助等直接性的支援活动。2000 年修订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犯罪被害人的诉讼参加制度，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不再仅仅以证人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当事人享有意见陈述权和通过录像连接等途径进行陈述的权利。 2004 年颁布的 《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和2005 年发布的《犯罪被害人等基本计划》中，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命令制度和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作了基础性规定。2007 年，日本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被害人参加制度，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开始以准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6]
从上述各国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制度贯穿整个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涉及侦查、起诉、庭审、判决等各个阶段。 在侦查阶段，被害人享有不受侦查人员二次伤害权；庭审阶段享有出庭权、陈述权、询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判决阶段享有求刑权等。此外，对于任何涉及加害人的刑罚处分结果，如减刑、假释、释放等都享有知情权。 在民间层面，通过各类被害人支援团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经济帮助和诉讼支援等。 因此，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权利的保障，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司法机关，而是延伸到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三、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可能存在的问题
虽然各国掀起了赋予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的热潮，但仍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不仅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和理念相矛盾，而且会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受侵的危险。 因为，如果让被害人直接参与庭审，有可能会出现下列问题：（1）易导致私人复仇观念的复活，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及现代刑事司法的目的和理念相冲突。（2）如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在法庭中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将可能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因为被害人通常是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罪行的情况下提出主张和意见的。（3）有可能侵害被告人的防御权及导致量刑偏重、拖延诉讼周期等危险。 （4）在目前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权利本来就十分脆弱、 不充分的情况下，如果将其置于与被害人同等的地位，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受损。[7]
诚然，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过，这些问题毕竟仅仅是人们对强化被害人诉讼权利后果的设想，而非现实。 迄今为止，虽然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但并未出现当初人们预想的被害人参与案件审理会使刑事司法崩溃的后果。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在应用 nebenklage 程序的过程中，很少有被害人有机会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诉讼程序。 尽管被害人都明白一旦他们参与到诉讼之中并提出诉讼请求的话，将会得到更多的赔偿，但多数人都认可将起诉的权利交由公共权力机构行使的做法。而且，犯罪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面对面地对质和交流，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社会公众对犯罪后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英美等国的实践也证明，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权利保障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不会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状况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建国后的第一部刑事程序法即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之后，司法机关又作了一些补充性司法解释，使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情况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其表征之一就是大量被害人上访现象出现。加之在国际范围内，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因此都相应加强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种宏观背景使得 1996 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充分体现了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精神，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升到了类似诉讼当事人的高度，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重视。2012 年，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说明立法机关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在具体条文设计方面既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的需要，也特别重视如何便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参加诉讼程序并及时获得赔偿。但遗憾的是，该修正案没有赋予被害人知情权、 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 （即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决定的参与权）、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等重要诉讼权利。 这不仅不符合世界诉讼法领域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潮流，而且也不利于解决涉诉信访等诸多社会矛盾。
除赋予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外，被害人救助工作也开始起步。 自 2009 年中央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来，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截至目前，已有17 个省和一些地市出台了实施意见，并逐步落实。[9]
然而，由于立法模式在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上的科学性、合理性存在疑问，被害人权利保护程度不高。 比如被害人无独立的上诉权和完整的刑事程序启动权，使得被害人为当事人的规定也名不符实。此外，由于对被害人特殊诉讼参与权之重要性认识不足，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获得司法机关保护的权利、刑罚执行阶段参与权、 获得国家补偿权等国际上普遍承认的诉讼参与权。
立法上的不足使得司法实践中的被害人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不可避免地出现影响化解社会矛盾的因素。以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为例，实践中很多刑事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致死、致残，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又无法获得有效的赔偿（实践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往往难以执行），境遇悲惨、生活困难，长期申诉上访。[10]虽然 1996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 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活动都采取以公诉机关为主导的模式，被害人的权利和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实现。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保障被害人及其遗属的权利，尊重其诉求，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尤显重要。
五、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和救济制度的完善
无论从现实中频发的有影响的实际案例，还是全球被害人权利的发展来看，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进一步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 构建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笔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制度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害人知情权
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不仅包括司法机关在程序上尊重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及时准确地告知案件的诉讼进展情况、 告知其所处的诉讼地位、 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及其参与诉讼的方式等；还包括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后羁押地点、假释、释放等信息的知情权。 如美国就建立了被害人知情权的 24 小时通知体制，即一旦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后，被害人会通过自动信息通知系统被告知罪犯的在押地点以及释放方面的信息。 英国也规定了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通知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释放时间及其返回地域等制度。 因为被害人如果不能及时掌握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确切信息，往往会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有可能因疏于防范而受到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第二次伤害。因此，被害人知情权的赋予和保障，不仅对被害人的精神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而且还可以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
首先，应明确承认被害人的起诉权。过去的刑事诉讼领域中一直采取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被害人目前只有在侦查和起诉机关均不追诉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依法向法院提起自诉。因此，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为公诉案件中的当事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地位并没有得到落实。表现在：法庭上不设置被害人作为控方当事人的坐席；而且被害人在法庭就刑事部分发言，有时还被法官制止；判决书中没有对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主张给予回答等。
其次，应当肯定被害人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既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诉讼中都是当事人，拥有相同的机会影响诉讼结局，也是当事人的必然要求。 只赋予被告人上诉权而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在公诉人决定不抗诉的情况下，将导致被告人与被害人保护失衡。 另外，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在实践中检察院并不能完全反映被害人的利益和合理要求，因此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就显得更为必要。
再次，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寻问证人权可以使被害人积极发挥当事人的作用，有利于在质证中查明案件真相。 质问被告人权一方面可以使被告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加速其回归社会历程；另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在质问过程中发泄内心的不满与痛苦，在精神上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 情感表达权和意见陈述权可以使被害人有机会向法官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看法以及对被告人的处理意见，虽不至于影响法官的判决结果，但从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被害人的诉求，有利于法官在裁量时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作出更为公正、合理的判决，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率。
最后，应赋予被害人求偿权。被害人的求偿权是指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所遭受的损失向被告人提出的损害赔偿的权利。 我国在传统的刑事司法领域往往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列入民事诉讼的范畴，除非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法院才有可能就赔偿部分作出相应的判决。这不仅加重了被害人的诉讼负担，也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笔者认为，对被害人的赔偿是被告人行为的直接后果造成的，应在刑事诉讼中一并予以解决。故应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害人求偿权，以判决的形式确认被告人的赔偿义务。
（三）构建被害人援助体系
从发达国家被害人救济实践来看，对被害人的援助是多方面的，既有被害人或其遗属自发构成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有政府机构。对被害人的援助一般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支援。即通过政府制定规则和民间组织援助的方式为被害人提供诉讼代理人，与被害人一起参与诉讼并为其提供相关法律知识和服务。二是对被害人经济上予以补偿。虽然各国刑事诉讼法中大都规定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义务，但实践中被害人仅仅依靠被告人的赔偿往往难以得到实质上的经济补偿。因此，除民间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给予被害人经济补偿外，许多国家还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在其因犯罪遭受的损失不能从犯罪者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补偿其全部或一部。这对保障被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平复其受伤的心理都有重要作用。三是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援助。许多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不仅人身或财产遭到了严重的侵害，其精神也常常饱受折磨。特别是性犯罪的受害人，可能在警察调查取证、法庭质证等过程中受到第二次伤害，甚至如若被告人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死缠烂打的话，还有可能遭受第三次伤害。因此，对被害人的精神支援也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专门开设了被害人心理咨询窗口，解决和治疗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创伤。 这种治疗的过程一般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没有完善的支援和援助体系，仅靠某些热心志愿者的善良动机是难以长久坚持下去的。 这就要求政府与民间组织和团体以及被害人或其遗属积极配合与合作，建立全方位的被害人援助体系，使被害人在精神上、 经济上以及诉讼中都能及时获得帮助，尽可能地恢复到受侵害前的状态。



注释:
[1]「日」大谷??•山上皓：《犯罪被害者支援の基?》，?|京法令出版 2000 年版，第 43 页。
[2]「日」奥村正雄：“イギリスにおける被害者学の生成と?展”，载《被害者学研究》1996 年 6 号，第 84页。
[3]「日」??久兰o：“犯罪被害者の?乩?餐夤??酉颉常?ⅴ幞辚??保?亍斗??r?蟆?999 年第 71 ?? 10 号，第 74 页。
[4]「日」加藤久雄：《ボ?ダレス?r代の刑事政策》（改?版），有斐? 1999 年版，第 198 页。 “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造成包括路人在内的 8 人死亡、380 人受伤。 对这种非因恐怖袭击或杀人恶魔等加害人造成的伤害如何进行救济，日本当时的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因此，国民开始呼吁对被害人给予国家救济。
[5]「日」大谷??•?忍僬?危骸斗缸锉缓?o付制度》，有斐? 1982 年版，第 218 页。
[6]日本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出庭权、向检察官表明意见权及要求说明权、讯问证人权、质问被告权、总结求刑权等。
[7]青年法律家?f会弁?士学者合同部会、司法改革?????策委?T会：法制???会の答申する《被害者参加制度》に??する意????007 年 2 月 17 日，载 http：//www.seihokyo.jp/，访问时间 2012 年 2 月 1 日。
[8]王新兵、 鲍锦华、 张健：“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陷及完善”，载 http：//www.3edu.net/lw/xslw/lw_80149.html，访问时间 2011 年 8 月 20 日。
[9]袁定波：“最高法：17 个省已出台刑事被害人救助实施意见”，载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2-03/20/content_3443597.htm？node=20908 ，访问时间 2012 年 3 月 21 日。
[10]高长见：“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载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588181.html，访问时间 2011 年 8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