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违反《计划生育条例》限制与处罚办法
　（二０００年三月八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违反《条例》规定，应给予限制与处罚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根据《条例》的规定，对下列人员由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上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征收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以下简称社会抚育费），并给予经济限制：
　　（一）已有一个子女的夫妻，不符合《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而怀孕的，必须限期终止妊娠；逾期不终止妊娠的，从怀孕之月起逐月按一定比例预收社会抚育费，并可给予必要的经济限制，对个体工商户可提请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暂扣营业执照，直至其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后，应退还预收的社会抚育费，取消经济限制，对个体工商户发还营业执照。
　　（二）非婚怀孕的，按前项规定处理。
　　本条规定的预收社会抚育费的比例和经济限制措施，可由各区、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社会抚育费征收标准为：
　　（一）已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不符合《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怀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给予批评教育，并向夫妻双方征收社会抚育费各５００元。
　　（二）对违反《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超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给予批评教育，征收５０００元至５万元；对超计划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的，征收２万元至１０万元。
　　（三）对违反《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坚持超计划生育，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应加重处理的，可在本款第（二）项规定的标准上增加１倍征收。
　　（四）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２０００元至１万元；对非婚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按超计划生育加重处理。
　　各区、县征收社会抚育费的具体标准，可由区、县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确定。


　　第五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超计划生育的，除征收社会抚育费外，按下列规定给予经济限制：
　　（一）分娩的住院费和医疗费自理，产假期间停止其工资福利待遇。
　　（二）超生子女的托幼管理费、医疗费，不予报销。
　　（三）三年内不得被评为先进个人、不得提职，并取消一次调级。
　　（四）所在单位在住房分配上予以限制。
　　（五）行政处分。
　　农民超计划生育的，除征收社会抚育费外，在调整土地时不予增加口粮田和责任田；不予增批宅基地；不给予农村其他福利；不予农转非（建设征地除外）、招工等；已被乡（镇）、村办企业录用的，应予辞退；聘任为干部的，应予解聘。
　　城镇无业居民超计划生育的，除征收社会抚育费外，取消其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依法发给的抚恤金除外）。


　　第六条　育龄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为外省市户口，违反《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超计划生育的，超生夫妻本人及其超生子女的户口不予安排进京。


　　第七条　收养子女，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不符合规定收养子女的，视为超计划生育，按本办法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对超计划生育的夫妻，追回双方依照《北京市计划生育奖励实施办法》规定享受的独生子女父母的一切优待和奖励。


　　第九条　对拒不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和未完成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规定、出现超计划生育的单位，当年不得评为综合性先进单位，按照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规定处理，并可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应当把落实《北京市计划生育奖励实施办法》所规定的奖励内容纳入计划生育责任书管理范围，对不按规定落实有关奖励措施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者区、县计划生育主管机关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违反《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经批准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二）虚报、瞒报计划生育情况的。
　　（三）为超计划生育逃避管理提供帮助的。
　　（四）伪造计划生育证明的。
　　（五）污辱、威胁、殴打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方式妨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六）其他破坏计划生育管理的。
　　在上述行为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征收社会抚育费，应一次交齐。对确有困难的，经原决定机关同意，可分期交纳。分期交纳的，应自征收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年内交齐，第一次交纳数额不得少于５０％，并应自征收决定作出之日起一个月内交纳。延迟交纳部分，应比照银行一年个人定期存款利息率，交付滞纳金。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对个人的处罚，由受处罚人户口所在地的区、县以上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决定。对单位的处罚，由受处罚单位所在地的区、县以上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决定。


　　第十四条　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对超计划生育夫妻征收社会抚育费的决定，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按下列规定协助执行：
　　（一）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职工所在单位负责协助执行。
　　（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由雇工负责协助执行。
　　（三）个体工商户，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协助执行。
　　（四）城镇无业居民或农民，由其户口所在地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负责协助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提单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倪学伟 陈益文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1]按运输方式的不 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可分为件杂货运输合同和租船运输合同两种。在这两种情况下，或是承运人为了自我保护，或是托运人(租船人)为了尽快结汇，都常常要由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作为货物收据和所运货物的物权凭证。由于提单上载有承运人与托运人的权利、义务条款，从而引发了提单和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问题。
在件杂货运输的情况下，由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一般都没有签订书面的海上运输合同，承托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依据就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提单，因此，提单与运输合同的关系就特别令人费解。表面上看，提单是承托双方据以确定权利义务的书面材料，似乎是运输合同。但仔细考察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时候，提单不是运输合同，而只是运输合同的一种证明文件。
订立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在这种法律行为发生之前，有可能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只存在绝对权利，相互间没有作为的义务。只有发生了合同行为这个因，才会有相对权利这个果。《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规定：“在将货物收归其照管后，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应依照托运人的请求，发给托运人提单。”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承运人有义务按托运人的请求为一定的行为——签发提单，亦即在提单签发之前，承托双方已经有了相对权利存在。由此可知，签发提单是由另外一个事实引起的。这个事实不是别的，正是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的订舱行为。订舱以前，双方互不相干，订舱以后就产生了请求权。因此，订舱行为就是合同行为，这一行为发生时，承托双方的海上运输合同就成立了。提单是以运输合同的合法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收受货物这一原因为必要前提的。
任何合同，不管如何复杂，其成立都要遵循要约和承诺这一基本程序，同时还可以根据承诺生效的时间来判断合同成立的时间。从《海牙规则》的规定来看，提单是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单方面签发的，并且签发提单的依据大副收据也是一种单方面的货物收据。从托运人将货物交付承运，承运人接管货物装船并签发大副收据，托运人再以大副收据换取提单这一过程看，并无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作出承诺的现象。相反，在订舱阶段，双方都有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发出愿意按船运公司的提单条款将货物交其承运的要约，承运人表示愿意承运，从而开始了一次海上运输。
既然提单不是海上运输合同，那么二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单据。”事实上，虽然承托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海上运输合同，但当我们在“双方的法律行为”这个意义上使用合同这个词时，就可以看到在提单签发之前，运输合同确实已经成立。这一合同的内容可能只包括提单条款，也可能还包括双方的其他约定。提单的作用是证明存在着这样一个合同，并且双方已经开始履行这个合同。当提单条款与运输合同相冲突时，应以运输合同为准，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明。
在国际航运实践中，也是把提单作为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来对待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登尼斯”案。在该案中“阿登尼斯”轮的代理对一批桔子的托运人保证：该轮在西班牙的卡塔黑纳港装上这批桔子后，将直接驶往英国伦敦并卸货。但船舶在开航后不久，船东却指示该轮先驶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然后再驶往伦敦。由于该轮绕航后抵达伦敦为时过晚，使货主失去了在市场销售的良机，蒙受了损失。此外，由于桔子推迟抵港，货主还支付了额外的进口税。货主向法院起诉后，船东以提单条款规定承运人“有使船舶直接或间接驶往目的港的自由”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本案由法官高特•达德爵士审理。他认为，提单本身并不是船东和货物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尽管它确实证明了存在这种合同。既然船东代理业已对托运人作出该轮从卡塔黑纳港直驶伦敦的承诺，船东就不能借用提单条款为绕航安特卫普辩护。船东应赔偿船舶推迟抵达伦敦而使桔子收货人所蒙受的损失。[2]
从本案可以看出，有人认为一味强调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是没有道理的。就运输合同而言，承托双方是否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远比这种意思表示是否以书面形式出现重要。因为“在最现代的各种法律体制中，很少强调表面的形式，更多地强调事情的实质”[3]
同样是海上运输合同的租船合同有两种形式，即定期租船合同和航次租船合同。前者是指船舶所有人在一定期限内租出船舶进行运输的合同，后者是指船舶所有人或者“二船东”就一个或数个航次出租或转租船舶进行运输的合同。
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租船人从船舶所有人或“二船东”处租来船舶，是为了运输自己的货物，这时出租人与租船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的关系。航次租船合同就是它们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双方据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租船人出于国际贸易单证买卖的需要，要求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尽管提单上也有承托双方的权利义务条款，但真正约束双方的不是提单，而是租船合同。提单既不是运输合同，也不证明运输合同，而是主要起物权凭证的作用，谁持有提单，谁就可以凭提单提货。
定期租船合同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定期租船人用租来的船舶运送自己的货物，这和航次租船合同的情况基本相同。但在很多情况下，租船人是把租来的船舶进行转租或从事件杂货物运输，自己作为承运人承运第三人即托运人的货物。据此，就有人认为，定期租船合同的法律性质是船舶租赁合同，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才是运输合同。我们主张，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固然是运输合同，但这并不能成为定期租船合同不是运输合同的理由。相反，尽管定期租船人处于承运人的位置上，但海上企业的主体仍然是船舶所有人，它必须自己选任并监督船长和船员，支付工资和船舶费用。定期租船人只是行使因使用船舶而必须的指挥权，并承担使用船舶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因此，“定期租船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包租船舶的一部或全部，只不过是运输契约的一种形态。”[4]比较而言，我们把定期租船合同称为主运输合同，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建立在主运输合同基础上，其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能大于主运输合同的规定，因此我们称之为再运输合同。如果定期租船人将船舶转租，通常是采取航次租船的形式转租，则定期租船人处于“二船东”的地位，转租合同就是海上运输合同，托运人(第三人)要求承运人(定期租船人)签发的提单，主要是一种物权凭证。如果定期租船人将船舶用于件杂货运输，则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无论哪种情况，由于船舶所有人和第三人没有法律关系，提单不直接和主运输合同发生联系。
在件杂货运输和租船运输中，当提单被托运人或租船人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后，提单与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问题，《海牙规则》第3条第4款规定：“这种提单应作为承运人依照第3款第(1)、(2)、(3)项所载内容收到该提单中所载货物的初步证据。” 《维斯比规则》第1条第1款在《海牙规则》第3条第4款后面增加了“但是，当该提单已被转与诚实行事的第三方时，使不能接受与此相反的证据。”在《汉堡规则》中，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承认承运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由提单确定，“提单的转让应该被作为发货人向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转让了运输合同来对待。”[5]也就是说，提单在承运人与善意的第三人之间起着运输合同的作用。
综上所述，合同，首先表现为一种法律行为，只有当法律规定这种法律行为为要式时，才以书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海上运输合同并不是要式合同。因此，海上运输合同的成立以订舱为特征，在件杂货运输的情况下，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如果租船人用租来的船舶运输自己的货物，则提单主要是一种物权凭证，当提单由托运人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后，提单在承运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起着运输合同的作用。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1条。
[2]张梅生、丁健中编著：《国际海商与海事案例》第13、l4页，航海杂志社1989年版。
[3]（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第27页，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日）产田修三著《海商法》，转引自西南政法学院海商法参考资料之三《海商法.海运营运业务》第39页。
[5]（英）Roberot P.Grime：《简明海商法》英文版第101页，Sweet of Maxwell Iod.1980。


本文首次发表于《政法论丛》1997年第3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