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需要法官在法律规范和待决事实间来回穿梭，然而，法律规则的简约性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注定了法官不会沦为适用法律的裁判机器，这就需要法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确保个案的公正和法律的适用。由于刑事自诉案件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相较于公诉案件而言，自诉案件是法官根据案情来确定是否给犯罪嫌疑人贴上犯罪标签的问题，这种纠纷性质的转化使法官在审理自诉案件时拥有相当空间的自由裁量权，下文笔者结合法学知识和司法经验来分析法官在审理刑事自诉案件时存在的问题。

　　一、被告到庭问题思考

　　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律师等人的教唆下在领取诉讼文书后外出，致使刑事庭审不能顺利进行，法院出于“慎重”的考虑，也常常将案件中止审理，而法律没有规定对能够进行民事赔偿的案件因被告人行为中止而超过正常审理期限后的时间适用加收银行同期利息等民事罚则。自诉人很不理解，既然刑事案件都立了，你们为什么不将犯罪嫌疑人控制起来，跑了为什么不发通缉令将人抓回来，当法院不能实现自己心中预期的正义时，上访也许成为一种督促法院审理的行为选择。法院在没有经过庭审很难断定被告人是否成立犯罪，而且发通缉令将被告抓回可能会在被告无罪时给被告和法院造成负面影响，也会更加会引起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对立，而难以实现被害人的民事赔偿。“旁敲侧击”是法官的实践智慧和断案策略，间接向被告律师透露影响其职业操守和业务评价的信息以督促律师协助寻找被告，如：被告没找你还有人身自由，被告找你代理，法院发了通缉令，被告却进去了。

　　二、被告态度问题思考

　　自诉程序直接进入法院审理，欠缺检察机关的过滤机制，因此，被告的态度可能很蛮横，认为怎么自诉人说自己犯罪了我就成犯罪嫌疑人了。在乡村司法中，个别纠纷会经过村调解委员会和派出所的调解，尤其是故意伤害等派出所出警的纠纷，由于两造系熟人关系，为了追求两造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行政处罚措施常常不用，派出所在做了询问笔录后，会根据纠纷的情况制作调解协议书，而加害人有权利不签字。自公民人权意识的逐渐觉醒和依法行政的严格要求，以前做了“坏事”的人在派出所很“老实”，而现在不仅可以不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而且派出所对自己的恶行没有采取任何行政措施。而当法庭通知被告来应诉时，得知自己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对待软暴力机关的法庭也怎么能够心平气和。由于“先后后刑”的自诉实践司法模式，当被告人不能满足法官也认为合理的原告民事诉求，对被告人的主观恶行可能会有偏见，尤其被告对“细枝末节”上的固执从而无法形成调解协议，不能保证法官在处理纠纷和汇报案情时只想到对被告不利的要素，从而自由裁量权在判决中不仅会有偏向的使用而且会大幅度的使用。

　　三、先民后刑问题思考

　　理论上是“先刑后民”而实践中是“先民后刑”，先民后刑在外在有用性上获得“各方利益兼得”的效果，而在内在正当性以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来降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征表其认罪悔过的程度，【1】法院先民调解的行为也为被告在违法后如何补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司法指引。但是，自诉人所享有的撤诉权又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被告人就范，在动辄上访的难缠人面前被告很难不满足其赔偿条件，毕竟自诉案件是贴不贴犯罪标签的问题，而公诉案件只是贴多大标签的问题，而超过被告人经济能力的赔偿很可能动摇刑法的罪责自负原理，由于人的社会性，在经验层面上，经济赔偿可能会难以避免的波及、连累、冲击直至殃及无辜的他人。【2】先民后刑的模式也会被自诉人滥用为“以刑逼民”的手段，徒增法院的负担和耗费司法的资源。

　　四、证据认定问题思考

　　刑事审判模式呈现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模式，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调查，对案卷笔录可采性的天然“推定”，对案卷笔录证明力的优先接受，【3】然而，在自诉司法实践中，被告动辄会说“我要是不那么说，我就出不来”，“他们打我”，“他们骗我这样说就没事了”，这就牵扯到法官在刑事审理阶段对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进行认定的问题。

　　1、非法证据问题思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进一步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该规则。

　　我国司法的基本价值定位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由于“赵作海案”等令人发指的冤案得到互联网的广泛传播，社会生活和司法公正要求司法人员摈弃陈旧的司法观念，但不能从“只讲打击不讲人权”的一个极端走向片面强调保护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另外一个极端。刑事司法系统必须肩负起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公众权益的职能，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法庭固然要进行排除；但对于那些违法情节不严重、侵害的利益不很重大、造成后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一律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做法，容易破坏程序性违法与程序性制裁相均衡的原则，并且也可能导致一些有价值的证据仅仅因为取证手段的轻微违法而被否定了证据能力，使得案件的事实真相难以发现，甚至带来放纵犯罪的消极后果。【4】同时，法律不应该严禁在犯罪侦查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但是应该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那些以恶劣的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5】

　　2、瑕疵证据问题思考

　　“瑕疵证据”，是指在法定证据要件上存在轻微违法情节（俗称“瑕疵”或“缺陷”）的证据。瑕疵证据属于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若能得到补正或合理解释，则该证据即具有证据能力，可继续在后续程序中使用；若无法予以补正或合理解释，该证据即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在后续程序中继续使用。【6】

　　在法院和检察院里，只有具有法官和检察官身份的才能办理案件，而该种身份的基础是公务员。而在公安机关，由于纠纷多人员少，其公务员比例本身不高，加上公诉案件的必须符合法定程序需要具有办案身份的警察，因此，在派出所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干警就很少，有些地方警力不足就需要请编外人员来协助。因此，在派出所出警后对纠纷当事人和旁观人所做的询问笔录，通常在询问行为的步骤、方式、地点、时间、签名等技术性手续方面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法律程序的问题，而不存在违反基本法律原则的问题，也没有明显侵犯任何一方的利益，更没有造成诸如证据虚假、案件系属错案等严重的后果。

　　3、公法关系问题思考

　　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在同一乡镇中，互相配合乡镇开展综治维稳的中心工作。在公诉案件中，公安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首先就要来自于检察机关的评价，而检察机关目标考核和绩效考核体系的设置也能使法院很少的启动非法证据的审查程序。而在自诉案件中，当被告提出派出所具有程序性违法行为时，由于自诉案件的审理缺失检察机关，因此，法庭在自诉案件中往往必须身兼检察官的工作，法庭启动证据审查程序既可能招致派出所的不理解，又可能增加法庭运作的压力。如果法官要认定一个案件当中存在非法证据，就意味着法官以及他所在的法院认为同级侦诉机关的工作有着不足、缺陷甚至有错误，这当然是公安机关所不能接受的，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与“协调”。这样法官认定非法证据就很难成为现实。【7】

　　四、结语

　　自由裁量权是有效实现司法公正的“润滑剂”，没有自由裁量权的审判将难以保证个案的公正，而过分的自由裁量权也难以保护司法的公正，公诉案件中所涉及的自由裁量权更多表现在对犯罪嫌疑人刑罚轻重的问题，而自诉案件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其所涉及的自由裁量权会表现在是否适用刑罚的问题，因此，法官在自诉案件审理中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更应当理性和公正的行使，而在乡村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自诉案件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更会遭受司法外部运行环境的约束和司法有效回应社会诉求的压力，难免产生一些难以实现公正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正视刑事自诉案件自由裁量权的实践问题制定出科学的法律规范和合理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法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28-129页。

【2】苏力：《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载《法学》2011年第6期。

【3】陈瑞华：《刑事诉讼法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70-194页。

【4】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的中国模式》，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何家弘：《论“欺骗取证”的正当性及限制适用》，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期。
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抓好扭亏增盈的几项具体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



一、切实抓好亏损企业的班子建设。对那些合力不强、素质较差、管理无方、开拓无招的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能扶助的扶助，该调整的调整。要从多方面选择懂管理、善开拓、有招数、会治厂的人充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各级政府、企业主管部门要下功夫一户一户地解决好这个问
题。
二、省、市、县各级主要领导都要落实包保重点亏损企业责任制。要脚踏实地地深入企业，摸清底数，查清原因，研究对策，分别从企业管理、工艺技术、设备状况、质量管理、基础工作等方面入手进行诊断，一项一项地做出攻关方案，组织和带领广大职工认真实施。凡属领导包保的
企业，都要设置联络员进行监督考核，不变面貌，绝不撒手。这一条要做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下大力气帮助企业抓好新产品开发，认真搞好产品结构调整。对起点高、见效快的新产品，财政部门要拿出一块资金，用于借款或贴息；银行部门要在贷款上予以优先保证；税务部门按有关规定给予减免税照顾。有关科研单位或大专院校，要与亏损企业建立技
术转让关系，受益单位要对转让科研成果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相应奖励或效益分成。
四、通过联合兼并促进扭亏增盈。要在各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以促进企业的联合或兼并。
（一）被兼并亏损企业生产的产品所实现的利税，全部留给兼并企业用于外理被兼并亏损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直至处理完毕为止。
（二）被兼并企业占用银行贷款，可在一至三年内计息不加息，遇有特殊情况，可采取一事一议办法解决。
（三）兼并企业因兼并亏损企业而减少利润，不影响经营者的经营成绩，不减少原厂职工个人收入；减少利润部分，视为实现利润照提福利、奖励基金。被兼并亏损企业效益一时上不来的，职工收入可略低于兼并企业。
五、根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企业继续生产积压产品的通知》（国发〔1991〕35号）精神，对于基本没有生产手段或设备极端落后、产品质次价高、平均产销率在50％以下、改造无方向、扭亏无指望、兼并无对象的亏损企业，要限期进行整顿。整顿无效的，由各级政府下达
关停指令，关停期间由财政核拨维护费，银行贷款按有关规定处理。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改变面貌的企业，按《破产法》外理；企业职工由人事、劳动部门部帮助安排就业，安排不了的，接近退休年龄的提前退休，不够退休年龄的，由企业主管部门帮助广开生产门路，开展生产自救，鼓励自
谋职业或等待就业。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关停企业的善后事宜，采取待业保险等措施，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确保社会安定。对一些长期亏损、又无法兼并调整的企业，在落实债权、债务之后，可以划小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小型亏损企业也可以划为预算外管理，实
行租赁或拍卖。经营者要保证国家资产不受损失和职工的基本工资。凡是增加亏损的企业或没有扭亏的企业，一律不得发放综合奖，工资要从严掌握，一律不得上浮。为鼓励尽快扭亏，对去年亏损，到今年年底全部扭亏，奖金有来源并经审计核实的企业，可发放企业最高限综合奖；对比去
年减亏70％以上的企业，可发放二个月职工平均工资的综合奖；对减亏在50％至69％的企业可发放一个月的综合奖。具体事宜由主管部门和劳动门掌握。
注：此规定是省政府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吉发〔1991〕14号）制定的，以吉政发〔1991〕42号文发布。

关于扩大销售的几项具体规定
一、对销售人员的奖励，各级工商企业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厂一策”、“一品一策”的办法，提取销售费用的比例可视产品滞销程度、积压时间长短、回款快慢而定。实行销售大包干的企业，在包干费用中可扣除非工资性开支，但原则上不超过60％；其余部分作为个
人所得，按企业平均工资计入工资总额。个别企业如有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扣除比例，以确保销售人员的收入。具体办理程序仍按《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搞活经济促进当前工业生产发展的若干规定》（吉政发〔1990〕42号）执行。
二、在省内实行社会全员销售，凡对直接帮助企业销售超储、积压、冷背、呆滞产品的人员，均可享受该企业有关奖励待遇，并视同企业人员履行各种手续。
三、对企业清欠回来的各种实物，经地方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工商、税务部门认定后，出据证明，销售时可不缴纳营业税和市场管理费等；属于原材料的物资，允许企业一次性经营和出售。
四、以税大利小的企业，因降价处理积压产品完不成利润承包计划的，用增加的税收来抵补减少的利润。涉及两级财政的，也要执行这一规定。
五、对催收一九九一年三月底以前欠款的有贡献人员，实行奖励政策，由企业根据欠款时间长短、额度大小、清欠难易程度自行确定奖励办法和奖励金额。这部分奖金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突破企业工资计划部分，可不计入工资总额。
六、取消对省内生产的彩色电视机的专营。农药、农膜、小化肥在坚持专营的基础上，由工商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定购的必须按合同执行；合同订购以外的，允许生产企业在省内外自行销售。在省内销售部分必须执行环节价；向省外销售的价格，由企业自行确定，专营部门要提供
一切方便。
七、凡属省和省以下管理价格的品种，按省政府和物价局的有关文件执行（国营商业企业“四放开”试点单位除外）。省里确定放开的品种，各地必须坚决执行，一律不得截留。
八、对国合商业及生产经营部门的经营范围、经营品种、经营方式，除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品种外，均实行放开经营，但对扩大的经营范围和品种，需向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必须全面通开，不得搞任何形式的封锁。
九、凡购置用于生产、经营、科研、教学、医疗的控购商品（包括省内生产的针绵织品、彩电、冰箱、摩托车、自行车等控购商品，）只要资金来源正当均可购置。省内生产的书写纸、印刷纸暂不列入专控商品范围。各地规定的征收专控商品附加费可暂停征收。
注：此规定是省政府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吉发〔1991〕14号）制定的，以吉政发〔1991〕42号文发布。

关于活化资金的几项具体规定
一、解开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债务链”。为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资金环境。
（一）继续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在各级政府清欠办公室的统一安排下，银行划出一定的规模和资金，按收款方余额留给企业一定比例回流资金的办法，进行各专业行系统内和跨专业行的省内重点行业清欠。
（二）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解决好财政的欠拨、欠退、欠补问题。财政应拨、应退、应补的资金，应尽快拨补到位。当前，我省财政短收额较大，要节约开支，压缩各种费用，已经下达的压缩开支指标一定要完成。
（三）严格结算纪律，认真执行加罚滞纳金制度。按照国家关于严格结算纪律的要求，凡实行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企业，从九月一日开始，认真执行加罚滞纳金制度。各专业行实行行长责任制，认真督促实行。银行要认真审查拒付货款理由，把好拒付关口。凡收款方能证明是被无理拒
付的，付款方要按原托收付款期加罚滞纳金和付款。银行经办人能鉴定但仍同意无理拒付的，要承担一半滞纳金。银行要留足备付金，无论是因为备付金不足；还是经办人有意造成的压票、退票，滞纳金均由经办银行负担。
（四）推行商业票据结算，开展票据贴现、再贴现业务。没有实行托收承付结算办法，或销售计划外产品、平销产品、滞销产品的企业，购货方不能立即付款时，应由购货方开出商业汇票（可申请银行承兑），约期承兑。供货方可以拿票据到当地银行办理贴现贷款，专业行可以到人民
银行办理再贴现。
二、促销压库，降低资金占用水平。
（一）工商企业降价销售一九九0年底以前（下同）的积压产（商）品减少的利润，按完成同额利润计划考核。由于降价处理积压产品而出现减利或亏损的企业，要积极落实扭亏措施，银行仍按企业的原有划类等级予以贷款。
（二）降价处理积压产（商）品的损失，原则上当年外理完毕。损失额过大的，允许跨年处理，最长期限不超过三年。在规定处理期内，银行按基准利率收息。纳税有困难的，按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经报批给予减免税照顾。
（三）降价外理积压产（商）品后仍有利润的企业，在留利中提留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时，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把降价减少的利润作为虚利润计入利润基数，不得因降价损失影响职工的奖金和福利。实行减亏包干的企业提留奖励基金，比照有利润企业的办法办理。
三、优化资金增量投向，盘活资金存量。
（一）以销定产，以销定贷。各地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企业继续生产积压产品的通知》（国发〔1991〕35号）精神，对所属企业分类排队，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外，按照产销率划分，超过80％的为畅销产品，50－80％为平销产品，50％以下的为滞销产
品。要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在贷款、投放、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上，优先供应畅销产品的生产，适量支持平销产品的生产，严格控制滞销产品的生产。

（二）对国家和省向“双保”企业和重点企业的倾斜资金必须及时足额到位；收回的贷款要优先满足这些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坚决扭转“抽肥补瘦”的倾向。在“双保”企业和重点企业内部，也要贯彻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的原则，尽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对开发适销对路新产品的亏损企业要给予重点扶持，分期分批地安排小额技措贷款和科技开发贷款，同级财政部门视财力的可能予以适当贴息；对生产适销新产品所需的流动资金，在贷款发放上要予以支持，并在资金上要与“老包袱”产品分别管理，分别贷放和回收。
四、开拓资金市场，广辟资金渠道。
（一）工商企业可在职工自愿的前提下，发行企业内部债券。企业内部债券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利率最高不超过银行同期限居民定期储蓄利率的20％。内部债券筹集的资金一般只能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不足，凡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其投资项目必须纳入国家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
（二）工商企业可以向社会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以筹措短期流动资金。债券的期限为三个月、六个月和九个月，利率可在同档次储蓄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企业短期融资债券可以委托金融机构发行，代理发售机构可按债券总额收取2‰以下的手续费。企业短期融资债券发行后，
可通过经营证券转让业务的金融机构上市转让。
企业发行内部债券、短期融资债券，要报经人民银行批准。企业一次发行每一种债券额在二百万元（含二百万元）以下的，由人民银行市、地、州分行审批；发行二百万元以上的，由人民银行市、地、州分行审批，报省行审批。人民银行要简化审批手续，服务上门，积极主动地帮助企
业解决资金困难，债券额度不足时，及时向国家申报追加计划。
（三）积极做好吸收外资、合资、合作资金工作，解决省内建设资金和生产流通资金的部分缺口。对引进外资有功人员可以适当奖励。奖金额可根据引进资金额度大小、期限长短、利率高低等情况，由各市、地、州自行确定。
五、切实增加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提高企业自有资金水平。
（一）所有企业都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将库存物资调价升值部分全部调增流动资金。
（二）工商企业要按规定将税后留利的10－15％的比例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对税后留利中按规定增补自有流动资金部分，给予免交“两金”的照顾。
（三）在不调整上缴包干基数的前提下，全省普遍实行按销售收入1％增补自有流动资金的办法（国家另有规定的7户省属企业除外），增补资金税前列支，一定五年不变。
注：此规定是省政府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吉发〔1991〕14号）制定的，以吉政发〔1991〕42号文发布。



1991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