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看票据法的价值取向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票据法的最主要的原则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较民事法律行为，这是票据的特征，从票据流转的全过程来看，无因性贯穿始终。票据行为无因性是指票据有效无效不取决于票据取得的原因，而在于票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即只看形式，不看内容。
如何理解无因性这一原则？谢怀轼先生在《票据法概论》中指出，无因性原则下有例外。例外是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即出票人与受票人，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原因关系，原因关系无效，票据关系亦无效。
笔者认为，票据无因性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票据因为在流通中，票据效力不应在直接当事人之间无效，而以后的交易中又变成有效，它的效力应当是一贯的。如甲、乙两公司签发票据的原因行为是非法交易，但甲、乙两公司没有转移票据权利，乙公司请求付款，不付款的原因是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并非因票据无效而导致票据行为无效。票据的效力是无因性的，主要看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规定；而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是看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是否合法。如合法取得票据，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欺诈胁迫等违法方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并不享有票据权利。为保证票据的流通，对签发背书担保承兑符合票据法的形式要求，票据有效，行为人要对票据行为负责，但并非对任何持票人都负责任，对于合法取得票据的权利人要保护，对于非法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保护，不保护的理由不是前手的瑕疵，而是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不合法。所以，在保障票据流通的前提下，票据无因性原则并不会放纵一个坏人，使坏人受益。
善意持票人当然有票据权利，非善意持票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而不知道违法取得的票据，虽然在客观上票据形式有效合法，但在主观上的恶意使其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无因性是绝对的，在《票据法》第10条、第12条中可以看到，第10条规定：“没有对价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第12条又规定：“因欺诈、胁迫等原因而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明知以上情形而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因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也不享有票据权利。”法律上已经把可以享有票据权利的主体限定死了，只要取得票据原因不合法，不享有票据权利，纵然票据是有效的。为加重票据行为人的责任，我们捍卫票据无因性。在这一点把票据行为无因性绝对化了，票据总是有效或无效，不是在直接相对人之间是无效，而在善意持票人，票据又有效了。
票据法对票据行为的形式规定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因为票据行为是要式行为。从各种票据形式要求的共性总结有三点：
一是书面方式。在出票、背书、承兑、担保等票据行为中都有书面方式的要求，即"白纸黑字"，白纸指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的票样，黑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商人的票据被二次退票，第一次退票是因为票据用圆珠笔填写的，但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碳素墨水的钢笔或毛笔；第二次退票是因为出票日期用小字数字填写的，银行要求用大字来规范填写。
二是签字、盖章。行为人的签章行为反映行为人的身份，说明行为要由谁来负责。银行要求法人盖章、签字，要盖单位的章，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的私人章；自然人既可签字，又可盖章，或即签字又盖章。
市场经济下，签章只是表明身份，只要能真实反映身份的签章，应用有效来保护。对于明知而故意签章错误的，应追究其票据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追究其行政责任。
三是款式要求。对出票人要求最多，汇票的必须记载事项是七项，本票、支票写六项。在保证票据流通的前提下，“票据交易秩序的安全”与“票据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是两个概念，在款式要求中是要维护“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如票据金额，票据法规定金额要用中文大字与阿拉伯数字同时标注，如大小写金额不一致，票据无效。在外国法中规定大小写记载不一致的，以数额小的为准，立法指导思想是尽力维护票据的有效性，促进票据流通，避免动辄无效。
如票据被更改怎么办？票据法中规定日期，金额收款人等事项不能改，如改了，票据无效。当前票据诈骗案件中大多以变造金额为主，除了要追究刑事责任，票据法也规定：对于变造前签章的，按变造前的记载事项负票据责任；对于变造后签章的，按变造后的记载事项负票据责任；这是要维护票据的文义性，这是第14条的规定。第9条规定改写票据记载事项，票据无效，它在追求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而第14条强调交易秩序的安全。法官大多适用第14条。
总之，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概括为票据有效、无效，取决于票据形式要件；票据持有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不仅有形式要件要求，而且取决于持有票据的原因是否合法。
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是合同正义与合法效率。如正义与效率发生矛盾时，取义而舍利。在制定合同法中有几项立法原则，其中一项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思是人人有工作干，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个大目标。那么，票据法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票据法追求经济效率，那么这部法律一点伦理道德都没有。这与我国法律体系的价值目标相冲突。而且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的立法、法理、司法中都强调公权，维护社会公益，如果票据法只维护商人的唯利是图，恐怕与世界立法发展潮流相矛盾。所以说票据法不只追求效率原则，但主要是效率原则。
从票据法的立法目的，制度结构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取向。票据本身是一张纸，从中看不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政策目标，只是商人用来作生意的纸。从本质来看，促进票据流转是票据法的价值目标。促进票据流通，是维护交易安全所必需的。如基于对票据的信任而发生票据的流通行为，只因一次欺诈无效而要求推翻所有的交易，重新按合同性质来决定行为的效力，这是不安全的，不是票据法所追求的。
在这个大目标下，究竟是追求“交易秩序的安全”还是“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不无争议。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票据样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票据的使用目的，即要求有真实的合同关系，和票据的交易编号，即要求有合同的交易号码。这就把票据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联系到一起，来保证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如违法地使用票据，法律不能容忍这种违法行为，同时也认为票据是无效的。在立法过程中，有人提出如果把票据与合同关系相联系到一起，还不如不立票据法，有合同法就足够了。从西方票据发达史来看，票据在流通中有多种功能，如克服携带现金之不便，克服使用金钱在时间、空间上的不便、支付、结算、融资功能。只有在流通中，票据才能发生诸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不必过分考虑使用票据的目的、用途。因为可以通过完善合同法、行政监管法规来解决这些问题，没必要赋予票据法太多的历史使命。
票据法只是保证票据流转的安全和流通秩序的安全，至少每一手使用票据的安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在立法条文中体现出“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的立法精神。《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签发取得转让票据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务关系。”条文中使用“应当”。《票据法》第21条是关于汇票的，此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还要有保证支付的可靠资金来源。”本票中也规定，“签出本票时必须有保证支付的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没对价的票据进行骗取他人的资金。”从规定的“必须”、“应当”、“不得”等字眼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不保护没有合法交易关系而签发票据的效力。如签发空头支票的效力，是把票据效力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相联系还是相分离？票据没有转让，只在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由于是空头支票而票据当然无效，但如果善意转让，如何认定票据效力？因为空头签发的支票而认为票据无效，作假者以票据无效而当然不负担票据责任，对于善意受让人因票据无效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权利，事实上票面上并没有标明合法交易或非法交易，这样使“亲者痛，恨者快”。
许多学者撰文批评这种现象，因为这个票据原理早已被西方国家法律所采纳。但立法论证中，因为当时票据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很陌生，中国人民银行显然具有权威，他们认为不能主张票据无因性，这样必将使票据成为骗人的工具。他们希望票据法解决不使票据沦为“骗人工具”的结果。但实际中，票据只是流通中的一张纸，对于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票据法可以进行规定。对于如何避免票据成为骗人工具，应由其他法律部门作出规定，如刑法、行政法、民法。票据法的法律责任这一章，如追究刑事责任，要在刑法典中寻找；如追究民事责任，要在民法侵权法中寻找。所以我们应当承认票据法的功能有限性，对于价值取向来讲，公正与效率可能过于空泛，维护票据流转秩序应是票据法的价值取向。
在私法领域，法律所不禁止的，都是法律允许的。如违反禁止性规定，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推定为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商人往往在没有禁止性规定的范围中寻找法律漏洞，来牟取法律上的利益。
票据关系中，注重“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保证每一手都合法有效。如果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执法，必然会影响票据在市场经济中的流通秩序。商法的目标是促进市场的繁荣，如公法过分干扰市场，会窒息市场的活力，商人将因巨大的风险而退出市场，这样一来市场繁荣只是一句空话。
因此，票据法的目标是促进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